| 他开枪自杀了，流出来的血是热的，脑浆则是白的，“像没点好卤的豆腐，糊里糊涂的”，因为“这辈子没闹明白的事太多”。[4]
这样一个草莽“英雄”，至死没去思索究竟是革命至上、还是人性人道至上等等。即便如赵刚者，也只是在痛苦的思索， “当一种极端错误的思想或是罪行在党内刚刚露头时，全体党员如果不齐心协力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那么最终是害人也害己，因为你在害人的时候，已经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大家早把正义和良知当作破抹布一样扔掉了，你还指望谁来救你呢？”[5]最后的“亮剑”也只是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亮剑》的反思意义。
《历史的天空》无论是写国民党，还是写共产党，都没有回避实写内部的矛盾，尤其可贵的是作家在写这些矛盾时，不是就矛盾而矛盾地展开故事，而是从内部各个关键人物的人性弱点与优点进行艺术的关照与生发。
《历史的天空》写的也是从抗日战争一直写到文革以后，叙述了一组革命者艰难创业、并在创业中磨练和改造人性的血雨腥风的历程——这群人，不论当初带了怎样的动机来到军营，不论何等出身，他们身上都很难摆脱农业文化因素的制约，所以他们的磨练和改造就显得特别困难，惟其如此，闯荡过来的人物无不是“九死一生”，胜利的取得也才来之不易。《天空》的功绩在于它不仅写了敌人的凶残嘴脸，还进一步写到了我军内部不同力量之间生与死的较量。先是川陕红军搞肃反、“改造”干部，成立改造班，勒令交代“错误”思想，交不出被说成顽固不化、“自绝于党”，一部分人被杀戮。影响所及——张普景认为梁必达是投机分子、害群之马，对革命绝对有害，不愿对他进行改造，于是视同“情敌”的江古碑之流乘机提出秘密处决他的主张，张赞成，幸好特委杨司令员不同意，反而委以重任。搭档李文彬和他一起工作时心里只想着怎样搞倒他，终而捏造证据，说他“搞山头”“拜把子”，迷信黄道吉日，拜日伪政权维持会会长为干爷……一系列罪名上报分区特委。后来杨司令员遭另人暗算后离开分区，江古碑、李文彬等人代理时政，有了用武之地，首先把免梁必达隔离审查，浑身打得不成人样，只有红颜知己冒险视望。又是杨司令及时赶回来捆押者方得平反。经历此事后梁必达聪明了，变得谦虚恭谨，好动脑筋了——他发现内部的错误更难对付，革命只靠杀人还不行，要有策略。文革时，梁必达又被老对头江古碑整倒，差一点丢掉性命，战友张普景就是死在江的手上，死得荡气回肠。从江一贯的表现可见，他们是一类比敌人还要险恶的家伙，能够长期潜伏在群众中间，一旦得势就跳出来，不择手段地迫害与自己的利益发生冲突的人。所以，一个人参加什么组织可以选择，选择的过程充满偶然性，但是好人、坏人不是偶然的。由于它，投靠国民党的陈墨涵能够与共产党人殊途同归，走到一起，与梁必达肝胆相照；由于它，江古碑说起来是同志，一开始就在一条战壕里，最终原形毕露，成为千古罪犯——假文革之名，行迫害之事！英雄们的信念在战时与平时或文革这样的动乱时期大不相同，它是变动的，有的正向变化，有的反其道行之，《历史的天空》描写 “英雄”时，着眼焦点不仅在战争年代，更重要的是在守成时期的和平年代，可谓匠心良苦、意味深长！由此张普景等人的死于动乱、梁大牙等人的九死一生也就具备了深刻的思想认识价值
写人物命运，写人的成功与失败，落脚点都落在人性的弱点与缺陷、人性的优点与圆满上，无论是从梁必达、刘汉英等人身上，还是从陈墨涵、李文彬等人身上，我们都能发现作家对他们各自人性优劣的客观剔析，从而使这两个庞大的政治集团的内部，各自有了各自内在的灵魂——换句话说就是，这两大集团不仅要面对外部的敌人，同时，还要面对来自内部的各种危险。内忧外患，使这两个集团的较量，最终升华为人格的比试，尽管充满了艰辛，但亦从这复杂的人性的角逐中，显现并弘扬了真正的英雄主义与人格精神。
[注释]
[1]真名论坛 (http://www.zmw.cn/bbs/)，蒋泥：谈《历史的天空》与《亮剑》
[2]《中华读书报》，2001年01月03日，张志忠：振翅在《历史的天空》
[3]徐贵祥.《历史的天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8月
[4] 都梁.《亮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551、564页。
[5]都梁.《亮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395-396页 2/2 首页 上一页 1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