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所有的父母一样，沈从文的父母也望子成龙，希望他读书做官而把他送到私塾念书。谁知沈从文先天无意识的不喜欢读这种书，学会了顽劣孩子抵抗顽固师塾的方法，逃避那些书本去和社会亲近。家里只得按传统教育方法严惩、打骂、罚跪，关到仓里不送饭吃，甚至以砍去一个手指来威胁。尽管这样沈从文还是没有读书的兴趣，父母先后为他换了四个私塾学堂，一个比一个管得紧，但沈从文已形成这样一种理性认识，私塾中“大小书本过于陈旧，外面世界尽广阔而新鲜。[4]（P5）所以“管得越严，心越野，越到学堂外面去”，“发展自己的天真”[5]（P11）而且遭受精神和皮肉之苦也在所不惜。
从引发人智能的文化环境来看，沈从文童年逃学的原因也由于私塾学校没给他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在这里私塾先生整天让学生学一些读十遍八遍就能琅琅上口的经书，当然也不明白知识是人创造的，人是教育的核心和精髓，所以他们教书不是在教那些具有个性具有潜能的学生，而是摇头摆脑地教书本。让富有个性有创新意识的沈从文感觉不到学习是一种享受，而当作一种痛苦的经历。这绝不是对上个世纪私塾先生的苛求。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提出的寓教于乐、因材施教的教育理论只是空悬在理论的层面上，从古至今都没未落实，甚至现在的学校还是缺乏人文环境，使厌学儿童成了社会问题。所以说人文环境培养了孩子的人文素质，是孩子成才的关键。
三
沈从文的童年是在逃学中度过的，当所有的孩子都在读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这本弄虚作伪千篇一律用文字写成的小书”时，沈从文却另辟蹊径，独自去读“那本色香具备内容充实用人事写成的大书”。[6]（P53）纷纭变化的社会现实吸引他去细致观察、严密思考，并用奇妙的想象去补充观察的不足。在这本大书中所学到的，并不是枯燥机械的所谓“知识”。而是灵动的充满人文素质的形象思维能力与对社会对语言的感悟能力，这些能力全部来源于他经常游荡的银匠的作坊、屠夫的肉案桌、以单刀扁担为武器的决斗场和沅水河畔的清波中，为他后来从事文学创作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一个人要始终坚持自己的人生目标，顺利达到理想的彼岸，关键是要具备健全的人格，也就是现代心理学家所说的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与人和谐相处的情感智能，即通常所说的宽阔的胸怀，仁者的儒雅。沈从文的童年一直处在和谐共处的自在状态中。据他的好友熊澧南回忆，童年的沈从文并不是争强好胜的人，与所有的玩童一样，逃学后喜欢在街上闲逛，与别人争山头打架。别人说粗野话他不说，别人赌博他不赌，只是远远的看，别人下河游泳他也只是在跳岩的浅水里玩。[7]随时都只是旁观者，在一旁偷偷感觉那份自由自在的快乐，最有趣的是他在《自传》中提到的与老木匠的交往。沈从文特别爱看斗蟋蟀，他经常抓来大蟋蟀找老木匠借斗盆。那个老木匠表面上很大方地借给他，暗地里却每次都从中索取善斗的蟋蟀，沈从文每次看出他的把戏也不愿戳破，斗完后什么话也没说，微笑着走出大门。他觉得尽管失掉了心爱的蟋蟀，却度过了最快乐的一天。他并不在乎得到什么，追求的就是一种精神上的自在状态，自由而快乐。老木匠得到了蟋蟀，沈从文也得到了快乐，各有所得。这就是沈从文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
这种淡泊包容的人文心态，成为他青年创业，盛年受挫的强大的精神支柱。沈从文二十多岁只身来北京，住在酉西会馆，在零下二十多度的北京穿着单衣过冬，生活困顿，饥寒交迫，却不愿向家乡有钱有地位的大慈善家F求助。他以淡泊的心态抵御了生活困境，也抵御了可向同乡的大慈善家求助走向仕途的诱惑，坚持写作，终于被胡适发现，在文坛中脱颖而出。建国后当他作为反动文人，作品被大陆台湾相继封杀时，他并不如人们所想象的痛不欲生，无可奈何，而是平静寂然地由北大走向故宫博物院，开辟新的学术领域，潜心研究古代服饰，与他的文学创作一样，作出令人瞩目的成就。
沈从文正是在童年中一直处于这种博大包容和谐的人文环境中，才使他即具备艺术家的对语言对社会的敏感，又具有宽阔的胸怀，仁者的儒雅。这样使他无论在绚丽神奇的文学殿堂或色彩斑斓的文物世界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所以说沈从文的童年所处的和谐自在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是他获得良好的人文素质的有利途径。
参考文献：
[1]许智宏.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丛书·总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0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
[3]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1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
[4]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9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8.
[5] 沈从文.沈从文别集·自传集[M].长沙:岳麓书社,2002.
[6] 刘一友.论凤凰人[A]沈从文与凤凰[C].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
[7]熊澧南.迟写的纪念[A].凤凰县文史资料[C].(内刊)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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