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1933年营口港全年从日本、香港进口砂糖6万余公斤，占伪满洲国进口糖总量的一半。对中药材和茶叶这类日用品的运输，营口港依然保持相当的优势。其二，民族资本的兴起，保证了营口商业的发展。在长期的商业贸易中，营口民族商业资本从无到有经历了迅速发展的过程。营口商业的发展直接促成了东北地区商业的兴起，对东北地区的民族商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在日本刻意经营大连港之际，1921年7月8日 奉天总商会通电东北各地商会抵抗日本，指出：今后商会不负责调节中日商人因买卖金票所发生的纠纷。中日商人的买卖—律使用奉票或大洋票。东三省一切输出品均须经营口输出。在腹地商家的支持下，营口本地民族商业资本也抓紧发展，“九·一八”事变前，营口已有肇兴、毓大、大通、海昌、北方等7家民族资本的轮船公司和70余艘轮船，开辟了上海、天津、芝罘(烟台)、青岛等定期客货运输航线及香港、广州、南洋等不定期航线，进出港旅客量达25．1万人，货运量200余万吨。民族资本的支撑，为营口对抗日伪的排挤、保护营口商业市场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三，日本实行大连中心主义政策，主要是为了满足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资源的掠夺，其商业性能并不比营口港成熟稳定，直到后来通过在大连建设一批近港工业，才带动了大连的商业发展。而营口的商业市场历久时长，不仅形成了以炉银为代表的现代商贸金融体系，还积累了丰富而雄厚的商业文化，如中药和茶叶市场上，就形成了重行情讲信誉、讲情义重维护的商业文化，尤其是在中药行业上，多年经营积累了大量的坐堂名医、鉴别专家、稀有品种和独特配方等中药业资源，这些都是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优势，所以营口的中药业和其他商业市场依然具有活力。
三、“九·一八”事变后营口商业的衰落及原因分析
如果说“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推行的大连中心主义挤垮了营口航运中心地位、严重影响到营口商业的进一步发展的话，那么，“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掠夺经济政策的推行，则给营口商业带来了真正的灭顶之灾。1929年营口有商户2325家，到1931年，有商号1893家，不到一年时间少了近500家。同年，港口贸易额为关平银12397.2万两，到1932年为伪币11323万元，1933年锐减到8030.7万元，到1934年则只有1494.2万元。以后随着战争展开，统制政策和物资配给制度的实行使营口的商贸近于瘫痪，三井、三泰等日资商行垄断营口市场，民族商业濒临倒闭边缘。一大批资本雄厚的商社、银号相继关门，造成营口商业市场的多次动荡。
（一）、统制经济政策扼住了营口商业发展的咽喉。近代营口商业的兴起是以开放型市场经济为前提的。营口港的开埠，各国势力的介入和民国初期鼓励民族资本发展的大背景，为营口商业提供了自由发展的空间。作为商贸物流基地，像中药、茶叶这类非地产商品，只有在自由流通的环境下，才能够自由交易，而营口之所以能在短时期内成为东北地区这两种行业的集散地，法律论文与营口同外界的广泛联系和本地经济环境的宽松密不可分。然而，日本占领营口之后，这两种保证营口商业发展的条件不复存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军政部门切断了营口与关内、国外的商贸联系，许多商家失去货源和销路。营口“银市、粮市亦均停止交易，牛庄海关则己停止办公，所有经济机关殆皆失去机能，商业交易已全陷停顿。”到12月，营口埠上中等以上的商号生意不兴，纷纷倒闭。中药业也受到影响，许多医馆药店纷纷关门倒闭，坐堂医生远走外乡。而此时的日本侵略者却借机进入营口，疯狂掠夺营口资本，在事变后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因受时局影响从日本国内前来购买特产者接踵而至”，可见日本人对营口进行掠夺的急迫心情。为了配合日本商人的掠夺和垄断，1932年，日伪政府发表《经济建设纲要》，提出一个根本方针：“鉴于无统制之资本主义经济之流弊，知非济之以国家的统制，善用资本之功能，图国民经济全体之健全与发展不可”，这看上去仿佛是针对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大危机而提出的保证东北经济发展的举措，实际上却是明目张胆的公开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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