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日本的强权垄断下，营口商业除了满足日本需求和为战争所掠夺之外，一片死气。
此时营口的茶叶生意成为日本商业垄断的牺牲品。“七七事变”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台湾茶排挤南方茶，加之关内外交通受阻和汇兑受限，南省茶货逐渐减少。到七月末，南方茶货已经绝迹，市场上见到的全是日本运过来的台湾茶。台湾茶的涌入，改变了茶栈的经营形式，也改变了营口这一东北三省茶货集散地的地位。南帮进货渠道受阻，北商购货业务也就没有了。论文营口茶叶批发集中在三井、三菱、三泰等洋行手里。各家茶庄的零售量较过去也大大减少，以泰顺样为例，“七七事变”后，其销额不足以前的三分之一。就在这种情况下，茶商们不得不另想门路。有的茶商利用偷汇的方式把资金调到关里，另行开业。偷汇又有很大危险。如为泰顺样偷汇的人被奉天日本宪兵队查获逮捕，不但钱财受到损失，经理也受牵连遭到刑拘。还有一些力量较差的茶栈则化整为零，有的从业人员到天津、福建、安徽、浙江等地收购茶叶，再到河北、山东、山西等省推销．采取小本经营的方式，以维持生计。后来，由于货源无以为继，一些茶栈只好采取掺兑的方式来经营茶叶，其后果可想而知。至此，营口茶栈已荡然无存了，只剩下一些小商铺勉强度日。
三、过炉银的取消打破了营口商业长久形成的流通体系。营口商业之所以在近代取得快速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以过炉银为主要方式的金融制度的不断巩固。过炉银是营口地区商业市场所特有的一种兑换制度，“实由于自然之趋势，并非人力所创造”，它是营口商业繁荣的产物，也是商业形态成熟的标志。它是以统一标准的银宝作为交易手段，在其流通期间可以相互转帐。银炉是私人集资开设的商业机构，每家银炉都具有自己的支票，发给客户使用，商家持有银炉的支票就可以相互交易，然后再到银炉兑取现银。因此，银炉虽不是银行，但具有银行的职能，是一种信用机构。营口的银炉业是中国商业发展史上一个意义重大的事物，它的形成和兴起标志着营口商业市场的成熟。从营口港开埠到营口商贸渐衰，营口先后经历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庚子赔款、辛亥革命、“九·一八”事变，几乎每一次政局动荡都会令营口的商业市场大商元气，尤其是大连、哈尔滨开港，对营口造成的竞争压力，在“内部紊乱，外界摧残”的情况下，每一次营口商业市场都能迅速摆脱险境，恢复生机，其中奥妙皆在炉银。“盖即炉银之高掌远遮、中流砥柱之力。炉银具有合资互助之精神，运用自如之便利。对于进货输出用款，可获得炉银之援助，故外城商客均趋就之。盖大连滨江等处，统是现金本位，对于其他各地商业，不能作营业上之辅佐。而营口不但能作需要供给，且能作营业辅佐。”
“自营口贸易地位降落后，市内商业日渐衰退，好在因有银炉之支撑，尚足以维持衰落后之地位。”但在动荡局势中，银炉业也饱受摧残。19世纪30年代之前，营口的银炉业主要受到时局和市场的变化影响发生过几次动荡，一些大的银号倒闭造成营口市场动荡，但这是商业经济自身运动的结果，对银炉业和营口商业的影响并不致命，因为在自由市场竞争的环境下，银炉业可以通过自身的竞争和调节进行有效的规避。“九·一八”事变之后，营口商业发生急转直下的变化，银炉业也受到极大冲击。主要是是北城拖欠营市炉银总额三千多万两，东记银炉倒闭欠债炉银六百万两。这两笔账目，造成根本性的亏伤，一时难以恢复。此时，要挽救营口的商业，必先拯救营口炉银业。但是日伪政府却为了实现掠夺目的，极力推行伪币，开办日伪银行吸掠资本，视民族资本的炉银为异物，百般刁难。一方面借“保护客商利益”为名，通过化价不断削减炉银比价。如1931年伪政府规定：卯期炉银每锭五十三两五钱比价伪满币二十八元五角，每元折合炉银一两八钱八分，而实际市场交易为—两七钱五分，每元差价一钱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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