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环境对不同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美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论文网

不同产业往往有着不同的要素密集度特征。相对于食品、机械等多属于劳动和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而言，服务业尤其是诸如金融、专业科学技术服务等高端服务业更多地属于制度和知识密集型的产业，因此会出现劳动力成本对制造业的影响更大，而制度环境对服务业的影响更大的情况。在我们的回归结果中，我们看到人均收入（PGNI）对食品和机械产业产生的影响均为负，分别为-1.070和-0.441，而对金融业的影响为正的0.170，但不显著，人均收入同样对专业科学技术服务的影响不显著。前面已分析，一国人均收入既可代替该国的工资水平，也可用来代表该国的购买力和市场潜力，因此其对不同产业的影响可能有很大差异。如果该产业更受工资水平的影响，则人均收入的系数应当为负，如果该产业更受市场潜力的影响，则影响系数为正。由于食品和机械产业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力成本的高低成为决定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因此，可以看到人均收入水平对食品和机械产业带来了负的影响，即人均收入越高，则美国投资到该国该产业的FDI越少。相反，对金融业而言，较高的收入意味着较大的市场潜力和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因此投资到金融产业的FDI会越多。因此，美国在向海外投资时，不同的产业对东道国要素禀赋（包括劳动力、资本，当然也包括制度环境）的要求不一样。制度环境之所以对高端服务业影响更大，因为其生产过程更多地是知识等无形要素的集合过程，而这种知识的集合过程往往需要良好的制度环境，如知识产权保护、合同法、信用体系等为其提供配套；另外和制造业产品不同的是，由于高端服务产品是众多复杂知识的集合，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容易形成信息不对称，如果没有良好的制度环境，则这些高端的服务产品往往会遭遇市场失败，无法形成一个有效的交易市场和交易规模。当前，服务业的海外投资几乎都是针对当地市场的，因此我们的回归结果得出美国服务业（金融、专业科学技术服务）的海外投资更容易受到东道国制度环境的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

（3）制度差距对不同产业FDI的影响

虽然不能像引力模型那样把母国的因素也考虑进来分析制度环境对不同产业的影响，但是我们同样可以利用美国与其所投资东道国之间的制度差距来分析在不同的产业中，两国的制度差距是否对不同产业的FDI有着不同的影响，计量模型如下：

（2）

方程（2）的各变量与方程（1）基本相同，其中代表东道国和美国的制度差距。制度差距可以有两种表示方法：一是绝对制度差距，即用东道国与美国制度的差额表示，有正负数值，数值为正，表明美国的制度环境得分低于东道国，负值则表明美国制度环境得分高于东道国；二是相对制度差距，即用东道国与美国制度环境得分的比值表示，仅有正值，比值以1为临界点，数值大于1表明东道国制度环境得分高于美国，小于1表明东道国制度环境得分低于美国，计量结果见表2（同样是根据Hausman选择固定效应的计量结果）。

表2：制度差距对不同产业FDI影响的计量结果

注：*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0%的水平上显著。

方程（2）的计量结果与方程（1）的相比，各解释变量的系数变化较小，说明模型设置的合理性和稳健性。从制度差距（）的系数来看，制度差距对美国在不同产业FDI的影响都是显著的，而且都具有较明显的负面影响，这与HabibandZurawicki(2002)所得出的制度差距对FDI具有负面影响的结论一致。即：美国与东道国的制度差距越大，则美国对该国的FDI投资越少，这也说明为了吸引更多来自发达国家的FDI，除了改善基础设施等硬件外，制度等软件方面的改善同样也很重要。

更为有趣的是，制度差距对不同产业FDI的影响并不一样。制度差距对金融产业的影响仍然最大，其次是专业科学技术服务和食品产业，影响最小的是机械制造业。这说明当两国之间的制度差距较大时，对金融、专业科学技术服务等产业的投资相对于对机械、食品产业的投资减少得会更快，而这也与现实情况相符。因为对金融、专业科学技术等高端服务业来说，由于其发展具有制度和知识密集型的特征，因此，两国间制度差距越大，则越不可能对外投资。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在金融发达的国家（往往也是制度较为良好的国家）之间相互投资的情况,这些国家也往往是国际金融机构聚集的地区，如美国、英国、新加坡、香港等。反之，对于制造业等产业，则往往可能更看重劳动力成本。从表2中的系数看，如同表1，人均收入对金融业和专业科学技术服务业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对食品业和机械产业的影响显著为负，分别达到-1.004和-0.364，与表（1）的结果一致，与现实中食品、机械等产业更多地投资于劳动力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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