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8年中国的城乡人均收入之比是2.4∶1,1983年缩小为1.7∶1,呈明显缩小的趋势;但到了1997年,这一比例又迅速扩大到2.5∶1, 2000年扩大到2.79∶1,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之大是五十年来前所未有的。从国民个人的金融资产数额来看, 1999年末占全国人口将近65%的农户的储蓄余额不及城市居民储蓄余额的五分之一。我国城乡差距不仅体现在城乡居民收入方面,而且还突出地表现为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越发明显。农民在就业、社保、教育、卫生、文化、福利、环保等公共事业方面,与城市居民差距拉大。90%的农民无固定医疗保障、无固定最低收入保障,人均受教育年限比城市少6年。城市规模急剧扩张,房地产快速开发,使一些农民失去了土地,一些农村出现了地力衰竭、生态退化、劳动力素质下降、财富向城市集中、社会事业及其基础设施萎缩等现象。⑵区域差距不断扩大。衡量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常用两个指标，一是该地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二是人均GDP的数值。无论从哪个方面的数据来考察，地区间差距不断扩大的实事都是不言而喻的。例如，东部地区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从1980年的50%提高到了2003年的59%,而中、西部地区分别由30%和20%下降为24%和16.5%;东部地区人均GDP水平高出全国人均水平,由1980年的34%,到2002年的53%;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人均GDP的相对差距进一步扩大,分别由1980年的1.51和1.91扩大为2002年的2.1和2.61;人均GDP最高的省(不包括直辖市)和人均GDP最低的省之间的相对差距,由1980年的3.52倍扩大为2002年的5.43倍。 虽然国家实施了西大开发战略和加大了宏观调控的力度，但是，东西部差距和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观，而且这种状况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
第三，表现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不协调。通常来讲，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有很高的关联度，也就是说在经济增长的推动下，整个社会的状况会迅速改善，因而给人们的印象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几乎是齐头并进的。但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能导致社会状况的自然改善。这种状况从我国GDP增长与从业人员的增长的比较数据可管窥一斑，1997年我国GDP增长8.8%,从业人员只增加1.1%；1998年我国GDP增长7.8%，从业人员只增加0.5%；1999年我国GDP增长7.1%，从业人员只增加0.89%；2000年我国GDP增长8%，从业人员只增加0.79%。这种“没有就业机会增加的经济增长”，造成了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与社会发展的低质量之间的矛盾，造成了积累与消费之间的矛盾，造成强势集团与弱势群体的矛盾,如不及时调整，必将影院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甚至会葬送发展的已有成果。
第四，表现在中下层公共管理者群体与普通民众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行为，理应从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淡出，政府活动应严格限定在公共领域之内，政府职能应转变到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三个方面。然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的过程中，公共管理者及其控制社会资源的方式都进入体制转时期，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法制的不健全，政府行为“企业化”、“市场化”，政府权力寻租、政府官员腐败等现象严重，致使普通民众对政府行为的公平、公正产生怀疑，对政府的信任度降低，行政集团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疏远、不信任、甚至矛盾对立。尤其是在基层,规模庞大的行政集团越来越内部化,并有着很强的“自肥”倾向,高中语文越来越脱离群众,由此导致了干群关系紧张、对立甚至冲突。社科院2000年调查材料显示，腐败现象是位居第二的城市社会问题（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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