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高校之间与高校内部各组织机构之间缺乏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加上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吃皇粮”的传统，导致高校本身缺乏成本控制的意识与科学的成本核算机制。我国所采取的“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的教育财政拨款方式与高校的办学成本并无直接关联。学校的支出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收支同步增长”的模式编制，财政部门的教育支出预算决定了大学的收入及支出规模，进而决定了教育成本的数额及其增长水平。大学通过外部经济资源内化为教育费用的方式，在成本最大化中实现利益最大化。大多数高校同时存在资源不足与资源浪费的现象，高等教育成本不断膨胀，资源利用效率低下。
3.缺乏制定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不同主体各自分担比例的科学依据及保证其有效实施的法律及制度措施。
随着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的实施，学费收入成了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主要部分，政府财政性投入的绝对数量有所增加，但分担比例却有所下降。学费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过高，加上学费的快速上涨又和房改、医疗改革几乎同步，这必然导致部分家庭在购房等高消费的同时还要负担子女的高额教育费用，从而加剧了他们的经济及心理负担，不利于社会的安定。究其原因，是我国缺乏制定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不同主体各自分担比例的科学依据，因此在确定各主体具体分担比例时不够科学规范，随意性较强。在我国现行的财政分配关系中，高等教育的财权与事权是分离的，导致在实际操作中，政府往往只根据财力状况来进行教育预算而不考虑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经费需求。又因为法律及政策监管的不严格，无法确保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量及对投入资金的使用效率。倘若把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过度转移给学生，将会在政策制定上造成误导，在对稀缺的公共资金的激烈竞争中，将使高等教育处于比基础教育、医疗、福利、国防等更不利的地位。另一方面学校对学费的收纳，都以政策允许的最高限作为受教育者分担成本的比例标准，这在学生资助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大大削减了贫困生入学的机会。
综合分析产生上述主要问题的原因，笔者认为其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在我国缺乏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的生长所需的合宜土壤，导致“缺位移植”后产生“排异反应”。
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植根于美国的社会土壤，20世纪90年代初该理论被引入中国，并被广泛应用于教育经济政策实践。由于该理论对于解决高等教育经费不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而被各国政府及许多学者所接受认可。然而任何理论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假设基础上的，在具体实践中，如果缺少假设条件的存在或者现实距离假设条件很远（这么说是因为实践中假设条件不可能达到理论上需要的完美），那么该理论便等于被抽去了其合理性的内核，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
根据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理论依据和它产生的社会背景，即美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和历史文化基础，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该理论的成立必须至少建立在以下基础上，1）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竞争机制；2）工业化、现代化的高度发达；3）民主的政治体制；4）完备的立法及行政监督体系；5）科学可行的税收制度；6）政策及社会舆论的价值中立；7）受教育者个人（家庭）具备经济人的投资理性；8）严格的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体系；9）追求自由与个性的文化传统。然而在现阶段，我国并不具备或并不完全具备以上各项基础条件。同时，该理论还隐含了一个前提性假设，那就是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各个主体确实能够通过投资高等教育而获得较高的收益。但我国的现实是，在不具备以上基础条件的情况下盲目扩招，加上教育资源的匮乏、学科的过分专业化（专而不深），导致培养出的大学生，质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数量出现结构性供过于求，劳动力价格下降。大量大学生一毕业即失业，脑体倒挂的现象广泛存在。个人投资高等教育的收益率明显降低，对于那些来自贫困家庭靠贷款上学的大学生而言，一旦失业所遭受的经济损失和心理负担会更重。另一方面，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匮乏，导致高科技产业发展受到阻碍。这些都削弱了在中国实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中、美两国在经济、政治、历史文化各个方面存在天壤之别，这点我们必须牢记。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是一个国家发展的两大基石，它们共同决定了社会各个领域发展的基本格局与走向；社会历史文化（这里指社会主流文化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生命力，它决定了该国家、民族向前发展的动力、决心、对于外来事物的分辨能力和吸纳能力。不考虑这些深层次的决定性因素而简单引进理论的外壳，这种“缺位移植”必然会产生“排异反应”。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的中国化与其说是缓解了高等教育经费供需之间的矛盾，不如说是为政府推卸责任找到了一个精美的托辞，因为高等教育经费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依然突出；不仅如此，它还会带来一个深层的问题，即政府很可能会因为财政压力的暂时缓解而放弃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努力，进而在理论的具体实践中，衍生出诸多问题。 3/4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