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的中国化：现状、问题及对策-论文网

由于各国政府对教育的投入都是本国教育经费的最主要来源,因此公共教育经费能够代表一个国家教育的基本条件。国际上衡量教育投入水平，通常用公共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来考察。2002年各国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平均比重为4.4%，其中高收入国家达到5.5%，中等收入国家达到4.3%，低收入国家为3.2%。具体来说，美国和法国达到5.7%，新西兰高达6.7%，中国香港达到4.1%，而中国内地仅为2.1%。近些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始终徘徊在2-3%，2000年达到4%的目标没有实现，2008年虽达到16年来的最高点3.48%，但对于能否在2012年实现4%的目标，社会各界均有所质疑，财政部副部长丁学东坦言，财政部对实现上述4%的目标“信心很大”，但“难度不小”。此外，从近些年中央与地方教育财政支出的分担比例来看，地方财政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中央在教育经费的投入上所起的作用实际上有所削减。而这种地方财政投入占主导的格局会因为地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而导致稀缺的教育资源和优质生源向经济发达地区的加速流动，而经济落后地区对教育的投入很有限，从而进一步限制了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马太效应”所引起的连锁反应会加剧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加剧两极分化，不利于社会的公平与和谐发展。

2.个人及家庭分担高等教育成本的比例迅速提高，学费作为一种替代性财政来源持续上涨。

从1999年起，我国高等教育的“学费-成本比”已达到政策规定的25%的上限，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学费占高校经常性费用支出的比例在20%以下。从学费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来看，近几年我国公立大学本科生平均学费在4000-5000元左右，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3.7%，占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150.5%，加上800-1200元左右的住宿费，这一比重会更高，而同期发达或发展中国家公立大学学费的这一比例要比我国低得多，并且学费的增加与人均GDP的增长呈正相关。另外，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贫富差距大，导致从人均收入最高到最低之间的梯度过大，因而这种平均值的代表性并不是很强，它会高估广大中、下阶层的人们的实际购买力，进而导致在制定学费标准时，实际上是向中高收入的人群倾斜，而对于那些低收入的弱势群体来说，他们没钱、没权、没关系，因而接受高等教育几乎是他们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超过任何中产及资产阶级人群，而这唯一的机会被无情地剥夺了，至少在学生贷款和贫困生资助制度还不完善的情况下是这样。

3.企业、社会分担高等教育成本虽略有增加，但比例仍然很低。

社会对于高等教育成本的分担主要表现为各个企业、社会机构及个人对高等教育的捐助，或投资兴办私立高等学校。现阶段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捐助比例仅为1.4%，捐赠的形式也以实物为主，并且社会捐助主要集中于名牌大学，加上名牌大学通常获得的公共教育经费及学费收入原本就高于普通高等学校，如此一来更加剧了教育资源的不合理配置，不利于教育公平的实现，原因是我国各高校之间在争取教育和科研经费时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机制。从美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经验来看，正是私人捐助（包括个人、基金会和公司）给美国高等教育系统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经济实力。以2004年美国对研究性大学科研经费的投入为例，当年总投入为2884亿美元，其中企业投入1839亿美元，联邦政府投入863亿美元，大学投入103亿美元，分别占总经费的63.8%、30%和3.6%，企业投入所占比例最大。相比之下，我国社会力量对高等教育成本的分担显然只是杯水车薪。

4.高等学校自身分担教育成本的比例很小。

近年来，随着大学社会服务职能的不断加强，不少高校（主要是一些国内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利用自身的知识及人才优势开展产学研合作，通过高科技成果转化、科研成果转让、引资创办高新技术公司及提供社会咨询服务等形式为大学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收入，这对于弥补教育经费的不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我国现阶段还处于研究型大学建设发展阶段，具备经济创收能力的大学数量较少，即使在这方面做得较好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这部分收入占学校经费开支的比重也很小，普通高校，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高校，这部分收入就更少了。

（三）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中国化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1.高等教育经费需求增加与供给不足的矛盾依然严峻。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加快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不断增加，高等教育规模扩大、生均成本上升，而政府负担高等教育的能力相对下降。成本分担制度的建立将一部分财政压力转嫁给个人、家庭及社会，然而由于制度改革并未触及问题的根本，因而高等教育经费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反而引发了其它一些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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