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非的法治思想 |
| 时间：2011-04-23 作者：秩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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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非看来，“夫势者，名一而变无数者也。”（《韩非难势》）即“势”有很多的表现形式。主要分为以下两种：
（1）自然之势 即非人力可以改变的必然之势。韩非举例：“今曰尧、舜得势而治，桀、纣得势而乱，吾非以尧、舜为不然也。虽然，非一人之所得设也。夫尧、舜生而在上位，虽有十桀、纣不能乱者，则势治也；桀、纣亦生而在上位，虽有十尧、舜而亦不能治者，则势乱也。故曰：‘势治者不可乱，而势乱者则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势也，非人之所得设也。”（《韩非难势》）意思就是：如果尧、舜生于世便处于君主之位，那么十个桀、纣也不能扰乱天下，反过来说，若桀、纣生为君主，则十个尧、舜也无法治理好天下。“势治”就不能扰乱，“势乱”就不能太平，这便是“自然之势”。由于人力难以改变，对于“自然之势”更强调的是贤治的作用。
（2）人为之势 相对于自然之势，韩非所言势治强调的是“人为之势”：“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于势矣。吾所为言势者，言人之所设也。”（《韩非难势》）象尧、舜或者桀、纣这样的大圣或者大恶都是很少的，“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随踵而生也。”（《韩非难势》）大部分的统治者都是“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的。对于这些只具备中人之智的君主，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韩非难势》）他分析到：“今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抱法处势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韩非难势》）由此可见，人为之势的实质就是“法”与“势”的结合：以法术行使君主之权势，以君主之权势保障法术的实施。
三．小结
纵览《韩非子》，可以看出韩非心目中的明君应是这样：掌握至高无上的权势，根据人们好好利恶害的本性制定完备健全的法律并严格执行，同时胸怀暗藏驾驭群臣之术，灵活地运用“法”，“术”，“势”三种工具，达到“智虑力劳不用而国治”（《韩非八说》）的效果。秦国即是以韩非的法治思想为指导，最终取得了统一天下的胜利。从此，中央集权制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方向。从这点看来，韩非的确是当之无愧的功臣。
然而韩非的“法治”思想还是有着很多的时代局限性：他的重刑主义思想造成了人民普遍的畏法心理，在高压的法制政策下，人们谈法色变，一定程度下也推动了法律虚无主义的扩大化；他提倡的是尊君轻民、只重法治不用德治的“义务本位”法制，法令只是强制臣民服从国君利益的道具，而无法成为普通民众的权利保障；他将法律刑罚化，法即刑，刑即法，间接促进“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法制传统的形成，民法等私法长期以来得不到发展；在他看来，所谓“法治”，就是为实现君主独裁统治，维护君主个人利益的有力工具，和以“自由，民主，平等”为核心的现代法治实为大相径庭。
尽管韩非的思想有着一定的局限，却不妨碍我们从他的理论中得到一些启发：
1．我国现今主流的“依法治国”方略与韩非的“以法为本”思想有着许多可类比之处。譬如他所提倡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是现在实施普法教育可以去借鉴的；他强调的法律是稳定性和变革性的统一体，依然是当今立法者应当重视的立法准则；他的“法不阿贵”思想虽然有将君主排除在法制之外的缺陷，仍不失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良好范本。
2．韩非的“术治”思想可以成为当代管理者进行人员管理的参考。如“循名责实”“因任授官”，对员工的工作业绩进行考核，工作称职者进行奖励，不称职者进行责罚，形成良好的激励机制；从基层选拔干部，“使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显学》）从而更好保障管理者的素质及能力。
3．“势”，我们现在可以将其理解为国家的权威。论文检测。无论是专制社会还是民主社会，国家的权威都是同样需要重视的，否则政出多门必将导致管理的混乱，而没有国家权威的强制力保障，法律也将难以实施。在当代社会，地方保护主义导致的“有法不依，有令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还是普遍存在，严重影响了国家的全局和长远利益。因此，国家权威在各级政府及民众心中的建立仍然是国家管理者努力的目标。
我国正处于新旧体制转换的时代，与韩非所处的时代背景有着类似之处。论文检测。因此重新认识韩非的法治思想无疑是非常有益的。如果当代执法者及管理者能从“抱法，处势，行术”中吸取其精华，必将有助于“法治社会”的进一步完善。
[1] 张立文．性[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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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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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武树臣, 李 力．法家思想与法家精神[M] 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
[4]张素贞．韩非子难篇研究[M] 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7
[5]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6]曹谦．韩非法治论[M] 上海：上海书店，1992
[7]李振刚．人性、霸道及权利意志――韩非子的法哲学论析[J] 燕山大学学报，2002．8（3）
[8]张道勤．试论韩非“生而好利”人性观在其法术理论形成中的作用[J] 浙江大学学报 200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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