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战国末期，韩非在继承和总结前期法家思想的基础上，缔造出了一套体系完备，并且独树一帜的法治思想。他的法治思想以“法”，“术”，“势”为核心，以其人性论为理论基础，引起了包括秦始皇在内的许多人的注意。因此君主凭手中之权势，制定治国法律，利用人们的自利之心，明赏设罚，就能役使民众做其当做之事，使国家安定。韩非作为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批判地继承了前期的法家思想，他指出申不害“徒术而无法”，“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韩非定法》。
关键词：韩非,法治思想人性论,法,术,势
战国末期，韩非在继承和总结前期法家思想的基础上，缔造出了一套体系完备，并且独树一帜的法治思想。他的法治思想以“法”，“术”，“势”为核心，以其人性论为理论基础，引起了包括秦始皇在内的许多人的注意。秦始皇曾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足见秦王对其的赏识。韩非的法家思想被秦王所接受，并成为他统一中国的有力工具，并且对后世的法治传统与法治思想的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一．韩非的人性论
韩非师从荀子，因此他的人性论常常也被认为是荀子“人性恶”的延续。张立文就曾说：“中国哲学的人性恶的理论，由儒家荀子首倡其说，而由法家韩非立其极，性恶论至此已被推到极点。”[1]冯友兰说：“盖人之性惟知趋利避害，故惟利害可以驱使之。法家多以为人之性恶。韩非为荀子弟子，对于此点，尤有明显的主张。”[2]韩非的思想固然受到荀子人性论的影响，但我认为他所提出的人性自利说已经超越了性善性恶之争的范围。
荀子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仪文理亡焉。……”（《荀子性恶》）他由人“好利”，“疾恶”，“有欲”之前提，得出“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荀子性恶》）这一推论。关于善恶的评价，应确定一个标准。所谓恶即是以“私利”危害“公利”。而若从国家统治者角度来看，导致“归于暴”的人性的确是恶。
而韩非认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韩非八经》）由此可看出，虽然韩非同样承认人有好利之心，但他并不认为人们趋利避害的本性为“恶”，他认为统治者可以通过法治对民众的“皆挟自为心”（《韩非外储》）的自然本性加以控制，使民可治。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说，人性只是他们借以巩固统治基础，实现法治，“治天下”的工具，无所谓善恶。
韩非的一系列法治思想，都是建立在他人性自利学说这一基础上。由于民众有好利恶害之心，对于利益，趋之若鹜；对于祸患，避之唯恐不及。因此君主凭手中之权势，制定治国法律，利用人们的自利之心，明赏设罚，就能役使民众做其当做之事，使国家安定。
二．法，术，势结合的法治思想
韩非作为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批判地继承了前期的法家思想，他指出申不害“徒术而无法”，“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韩非定法》；商鞅“徒法而无术”，“是以其民用力劳而不休，逐敌危而不却，故其国富而兵强；然而无术以知奸，则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矣。”（《韩非定法》）。同时，他对于慎到的重势理论予以肯定，“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韩非难势》）韩非认为，只有做到“法”，“术”，“势”三者的完美结合，才是国君的正确治国之道。
1．“法” ，即统治者公布的政策，法令，制度。 韩非以很大篇幅强调了法制在治国中的重要性。他提出了“以法为本”（《韩非饰邪》。因为法是直接反映统治阶级利益的根本制度。所以韩非将其置于首要位置。纵观《韩非子》，可以发现其中包含了韩非对“法”提出的诸多原则要求：
（1）平等性 平等性是独立于法律之外用以衡量一部法律是“良法”还是“恶法”的价值评价标准。其最简单的表述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韩非对此有经典的论述：“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有度》）而这无疑是对长久以来占主流地位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儒家特权法制观提出的挑战。尽管在当时的宗法人伦社会中，执法者很难真正如此实施，但对于平等观念在民众心理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平等性也有助于建构法在人们心中的权威性，无论身份地位如何，在法的面前无所谓高低贵贱。这样的法更容易使民众从心中产生信任感，因而更好地遵守其规定。
（2）稳定性 法治倡导稳定，即法律及其制度体系的稳定，如果朝令夕改，必定令民众无所适从。这就要求法令一旦制定，就应该在一段时期内保持不变。韩非说：“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韩非五蠹》）否则国无常法，民不常守，且容易导致官吏枉法。因为宪令不一，则奸多。“利在故法前令则道之，利在新法后令则道之”（《韩非定法》）
韩非在《解老》中还解释到：“凡法令更则利害易，利害易则民务变，务变之谓变业。故以理观之，事大众而数摇之，则少成功；藏大器而数徙之，则多败伤；烹小鲜，而数挠之，则贼其泽；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贵静，不重变法。”形象地说明了变法过于频繁的害处。
（3）变革性 在韩非看来，法要求稳定，但不是一成不变。他强调的是适合时宜的法律制定后，不要时时变动，以此维护法律权威。而随着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当旧有法令不再适应新社会的情况时，则需要进行变法。故韩非强调：“故治民无常，唯治为法。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故民朴而禁之以名则治，世知维之以刑则从。时移而治不易者乱，能治众，而禁不变者削。故圣人之治民也，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韩非心度》）这就是说，立法者要研究社会的变化及动向，制定相应的法令，从而才能收到天下太平的实效。
（4）强制性 以法治国，不仅要求有一部完善的法令，还要求有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其实施，否则法令只能是一纸空文。韩非子强调“夫令必行，禁必止”，（《韩非饰邪》“赏莫如厚而信，法莫如刑而必。”（《韩非五蠹》）将法令置于君权的强制力保障下，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信赏必罚。论文检测。
（5）公开性 在我们今天看来，法必须公开为民所知是一件理所当然之事，但在春秋时代，人们却普遍认为刑律越秘密越利于君主的统治。而韩非说：“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不独满于堂。”（《韩非难三》）他主张法令应该公之于众，使民众根据法令的要求，更好地管理自己的言行，达到意思自治。这种观点在当时无疑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法令不再是官吏手中可以任意变更使用的“金箍棒”，而成为无论执法者或守法者都必须遵循的行动指南。民众可以更好地保障自身权益，并据此监督执法者的行为是否正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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