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非的法治思想 |
| 时间：2011-04-23 作者：秩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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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罪刑法定原则 即“上法而不上贤”（《韩非忠孝》），一切皆决于法。韩非强调“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韩非定法》）这就是说，对于执法者而言，无论赏罚都应该按照官府制定的法令，使赏罚明于民心，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而这就包含了现代法学中的罪刑法定原则。
（7）重刑主义 对于商鞅的“重轻罪”，“以刑去刑”的重刑主义，韩非十分赞同。他认为：“重罪者，人之所难犯也；而小过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无离其所难，此治之道。夫小过不生，大罪不至，是人无罪而乱不生也。”（《韩非内储说上七术》）并且比较分析了重刑与轻刑在制止犯罪方面的作用，认为重刑比轻刑更能有效地遏止犯罪：“所谓重刑者，奸之所利者细，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故奸必止者也。所谓轻刑者，奸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奸不止也。”（《韩非六反》））人们都是趋利避害的，有了严刑峻法的威慑，就不会再为了一些薄利去冒受重刑处罚的危险，从而理智地安排自己的行为。原因是“人有祸则心畏恐，心畏恐则行端直，行端直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韩非解老》
同时，韩非认为实行重刑是推行法治的必要措施，在于其可以扩大法律影响，提高法律效率。他在《六反》中提到：“且夫重刑者，非为罪人也。明主之法，揆也。治贼，非治所揆也；治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刑盗，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故曰：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为治也。重罚者，盗贼也；而悼惧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于重刑？”也就是说对一个恶人施加重刑从而禁止全境奸邪，这才是刑罚的真正目的。
（8）易行性 韩非认为法一定要让人们能知易行，便于遵守。他提出了三易的标准：易见，易知，易为。他强调“察士然后能知之，不可以为令，夫民不尽察。贤者然后能行之，不可以为法，夫民不尽贤。”（《韩非八说》）在法令中不应充斥着深奥难懂的大道理和过高的要求，只有明察之人才能知晓的，圣贤之人才能做到的，不能作为制定法令的依据，因为民众不能知，不能行。故“明主虑愚者之所易，不责智者之所难。”（《韩非八说》）这样才能“其法易为，故令行。”（《韩非用人》）。只要做到了“三易”，就能确立起君主的威信，使法律得到贯彻执行。
2．“术” 即君主之权术。在韩非看来，其中包含了两重含义。
（1）任官之术：“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韩非定法》）即统治者任免，考察，生杀官吏的权术。
所谓因任授官，韩非强调：“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韩非有度》）这就是说，君主应当根据法令而不是好恶选择人才，根据规定而不是自己的揣度来衡量官吏的功绩。则“能者不可弊，败者不可饰，誉者不能进，非者弗能退，则群臣之间明辩而易治，故主雠法则可也。”（《韩非有度》）这样则使有能者不被埋没，无能者不可掩饰，徒有虚名的人不被选拔，遭受恶意毁谤者也不被免职。
所谓循名责实，韩非的方法就是“众端参观”：“观听不参则诚不闻，听有门户则臣壅塞。”（《韩非内储说上七术》）意思是说君主必须对臣下的言行进行参证，不能偏听偏信，否则则无法了解真实情况。在《八经》中，他进一步论述到：“参伍之道，行参以谋多，揆伍以责失。行参必拆，揆伍必怒。不拆则渎上，不怒则相和。拆之徵足以知多寡，怒之前不及其众。观听之势，其徵在比周而赏异也，诛毋谒而罪同。言会众端，必揆之以地，谋之以天，验之以物，参之以人。四征者符，乃可以观矣。”说明君主应该采用多方检验的方法谋取功效，用交相衡量的方法追究过失。对于臣下的言论，必须根据地利加以衡量，参照天时加以考虑，运用物理加以验证，合乎人情加以分析。从而可以了解言论的是非。
对于臣下的言行奖惩，韩非于《二柄》中提出刑名之术：“人主将欲禁奸，则审合刑名；刑名者，言与事也。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在刑罚威慑下，人臣则必须对国君言行一致。
（2）监官之术：“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韩非难三》）即君主用以保护其权力，对付臣下而使用的阴谋诡计。
韩非提出一系列察奸之术，譬如：发布假诏令，“疑诏诡使”；（《韩非内储说上七术》）用诡诈的方法驾驭臣下杜绝其轻慢行为，“诡使以绝黩泄”；（《韩非八经》）故意说假话探明“阴奸”，“倒言反事”（《韩非内储说上七术》）即“倒言以尝所疑，论反以得阴奸”；（《韩非八经》）明知故问以考察臣下是否忠心，“挟知而问”（《韩非内储说上七术》）“握明以问所暗”；（《韩非八经》），布置耳目监察异动，“设谏以纲独为，举错以观奸动”，“阴使时循以省衷”；（《韩非八经》），还有“卑适以观直谄，宣闻以通未见，作斗以散朋党，深一以警众心，泄异以易其虑”等等。
在韩非笔下，君主如同聪明阴险的蜘蛛，伺机等候处理触动他的法网的臣子。关于术治，其根本要决就是神秘莫测，无法琢磨：“君无见其所欲，君见其所欲，臣将自雕琢；君无见其意，臣将自表异。”（《韩非主道》）君主就该让任何人摸不到底细，让任何人无从了解其喜好。从而臣子无法弄虚作假，故“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旧去智，臣乃自备。”（《韩非主道》）
3．“势” 即统治者占据的地位，掌握的权力。韩非的界定是：“势者，胜众之资也”；（《韩非八经》）“势者，君之马也”；（《韩非外储说右上》）“势者，便治而利乱者也”。（《韩非难势》）韩非认为，无论“法”或者“术”，都需要一定的权威和强力作为后盾，离开“势”，“法”，“术”的实施便无从谈起。
因此，韩非十分重视“势”对于君主的重要性。君之所以为君，在于“势”。如韩非所说：“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韩非功名》）
为了确保君主的威势，他提醒君主必须集权于一身，将臣下牢牢控制于权势之下，防止他们篡权夺势，更加不可同权下“共权以为治”，“共势以成功”（《韩非二柄》）韩非认为：“权势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为百。故臣得借则力多，力多则内外为用，内外为用则人主壅。” “赏罚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拥主。故君先见所赏，则臣鬻之以为德，君先见所罚，则臣鬻之以为威。故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韩非内储说下六微》）因此如果权势被臣下获得，君主之位必将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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