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群众基础的丧失，基层组织的溃散，加剧了党内的分化和斗争，1927年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决议案》指出：各省委犯了不集体化的毛病，如各工农部不经过党的组织系统而派人往各工会各县工作，军事部的党员不归组织部管，致有工党、农党、军党之称。中央的“工作是很混乱的，各部都是独立起来，常务委员会从没有开好，中央本身工作也毫无头绪，尤切是从汉口搬到武昌，完全成了一个‘满天飞’，中央与各省的联系，更为混乱，各地区完全由各地区自行处理，中央是没有指导的。……中央从此才开始找到工作的头绪，从前是与各地如南北两区的联系完全断了”。可以说，大革命失败后，党的生死存亡系于一线，危在旦夕，再不对党的组织建设采取应对措施，党将无法继续存在下去。
二，严峻的现实，促使党明确了加强党的建设的方向和目标。在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党的生存岌岌可危的情况下，党中央和共产国际都意识到了恢复和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性。1927年4月在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七次扩大会《中国问题决议案》的指示做出决定：（一）努力扩大党员数量，大量吸收工农党员，加强党内教育；（二）把党的基础建立在产业支部上面，使所有大工厂、铁路、码头……都有党的支部；（三）中央实行集体领导，加强党内纪律尤其是政治纪律；（四）党要集中指导工会、农会和其他团体的工作。五大后，党又召开了八七会议，通过了《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提出大量发展基层党组织，广泛吸收工农党员，自下而上改组和改造党的各级指导机关，巩固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力量。11月党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系统地总结了党对自身建设存在问题的认识，通过了《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决议案》，指出中国共产党组织上的主要缺点之一就是本党领导干部并非工人，甚至于非贫农而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第二个弱点是许多大工厂大商店尤其是乡村和军队之中，没有建立起党的支部。为此，党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二号》，指出改组党的机关、审查党员资格是实现紧急会议所指出的政治路线的最主要的关键。提出了要改正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必然要有组织上同样的改正，否则政治上的改正将成为抽象的白纸黑字的”。
应该看到，六大前后党中央对党建问题的认识是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的。首先，在党的组织建设上，提出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是十分正确的。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党在大革命前建立起来的基层组织几乎无一完好。湖南、广东等地的党组织多次受到破坏，党在工人、农民中间的工会、农会等组织也被捣毁，党与群众失去联系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恢复和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加强党中央对基层党组织的指导力度，正是抓住了问题的根本，对恢复党的元气，壮大党的势力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具体方法上，党中央和共产国际提出了以改造各级组织机关的阶级基础来强固组织领导的方法，机械地把党和党员队伍的工人化作为提升党组织建设质量的标准，就明显地表现出党的幼稚性。
其次，在党员成份问题上，不可否认，党成立之初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而且多数是较为激进的革命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意气之争使他们在思想上既有革命的自信与冲动，又有面对挫折的脆弱和消极。大革命失败后，党和共产国际把蒋介石的叛变看成是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在对待资产阶级、尤其是对小资产阶级的态度上，没有看到他们的两面性，而是“把一般的手工业者、商人、学生、店员及城市贫民统统当作资产阶级……用绝对的无条件的阶级斗争，即所谓革命方法来强使小资产阶级跟着自己走。”把党组织上的失败归咎于知识分子领导和党员队伍成份的非工人化，这种唯成份论则是左倾的错误认识，它的产生与党对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理解和对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认识不深紧密相关。
第三，在清理党员问题上，在当时组织队伍遭到严重破坏、党员干部每天都面临被捕杀害危险的情况下，提出清理党组织，保障党员队伍纯洁，以保全党的力量和基础，这种认识并非不可理解，但事实上，唯成份论的指导思想推动了党内极左思想的发展，大批党内非工人成份的党员，尤其是一些从其他阶层转化过来的党员骨干，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和迫害，使党损失了很大力量，如把土匪出身的王佐、袁文才作为清党的对象予以杀害，就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错误决定。
三，五大后党对组织建设进行一系列的探索和实践，奠定了六大党章制度建设思想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从1927年8月以后，党的历史任务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国民革命失败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党意识到，党的自身建设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时代任务的要求。“五次大会后，党不发展群众运动。但群众运动仍然发展上去，党连尾巴都跟不上了。”为此，党结合斗争实际，及时调整了任务重点，在组织建设方面开始了探索性实践。早在八七会议上，党中央就把实现最大限度的集权和党内民主作为主要任务提了出来，这时主要是针对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和各级党组织凝聚力不强的问题。 4/5 首页 上一页 2 3 4 5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