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建设视角下的中共六大党章-论文网

（四）明确组织生活制度，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六大修订党章就是要纠正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出现的家长制和极端民主化等问题。因此，积极推进和保障党的民主建设也是六大党章制度建党的一个重要方面。（1）逐级选举产生党的领导集体，以委员会和召开代表大会的形式行使党的权力。从最基层的支部到中央最高机关，各级组织会议代表都明确规定由所属单位选举产生，各级党委、书记和常务委员必须经过各级党的会议选举产生。对党的领导权问题，党章明确规定党的各级大会是最高权利机关，各级党委（支部）代表全体党员代表的意志行使党的权力，完成党的工作任务。（2）设立审查制度，将审查监督权收归中央，并设立各地中央执行局和中央特派员，将监督审查职能深入到党的基层组织，使各级组织都能受到直接的监督和审查，各级组织的党员都有反映和申诉的民主机会与权利，保证民主落到实处。（3）规范纪律建设，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六大前，党内纪律建设极不规范，甚至对政治纪律没有概念。1927年11月扩大会上，共产国际代表提出规定政治纪律，周恩来表示“觉得这一条很新鲜”。李维汉在回忆中曾讲：“在十一月扩大会议前，我在党内已工作了好几年，从未听说过有什么政治纪律”。虽然会上提出了纪律问题，但由于对政治纪律的理解不够完整，使处理错误的工作走上了惩办主义的歧路，对违纪党员的处理过于激进草率，如有些地方，“假使有同志做了错误，上级机关不去纠正他的错，而去将他拉来处以死刑算了”，这种压制民主的现象极大地剥夺了党员的民主权利，给党内民主建设造成极坏影响。对此，六大党章明确规定：“严格的遵守党的纪律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全国大会、中央委员会及其他上级机关的决议都应当迅速而且正确的执行，同时在未经决议以前党内一切争论的问题，可以自由讨论。”对违纪错误的处理提出了具体的处分级别：对于团体的是指责，对于党员个人的是各种形式的警告，公开指责，临时取消其党的重要工作，开除党籍或予以相当时间的察看。这样，就用明确的纪律把处理党内错误限定在制度范围内，防止了派别斗争和分裂行为的产生，对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具有积极作用。

三、中共六大党章制度建设的原因影响因素

总体上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思想是与时俱进的，六大党章中体现出的制度建设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对中国革命的理解和认识而形成的理论成果。

一，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建党的任务迫在眉睫。党成立之后，即致力于领导和发动工人运动，掀起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但在党的制度建设上进步很慢。尽管党的二大纲领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反帝反封建纲领和联合战线政策，但对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党的历史任务是什么、怎样完成党的任务等并没有形成科学明确的认识。把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分部，这不仅是共产国际的意思，也是大部分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由发动革命暴动到国共合作，党的行动完全在共产国际的指挥下进行，尤其是在国共合作期间，按照共产国际试图通过扶持国民党完成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共产党的许多工作都为国民党而做，帮助国民党建立地方组织、筹备建立黄埔军校、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任职，忽视了对革命的领导权，导致“陈独秀、彭述之等人，自愿地放弃了对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了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这一方面加重了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妥协倾向，导致了陈独秀等人的右倾错误，一方面转移了党对自身建设的精力，荒废了党的建设。

国共合作的失败，不仅是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在对中国革命的斗争路线上的失败，还是党在自身建设上的一个失败。合作初期，党在工作上主要注重与国民党上层的接触合作，在发动罢工暴动过程中，过分注重配合国民党进行革命，忽视自身的基层组织建设，党中央与地方各级组织在工作上一直处于离散状态，地方组织不听中央指挥，在罢工和暴动中经常出现“少数几个同志带上火柴和棍棒就去放火烧房”的无组织行为；同时中央又无法给基层以有力的指导，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开展所谓“清党”运动，党员和革命群众大量被捕，得不到组织的保护和转移，大量工人群众脱离党组织，因为“我们要吃饭，我们不得不参加国民党的工会”。

在这种情况下，盲动主义、机会主义在混乱的局势下应声而起，经常“故意由个人口袋中连续不断地扯出许多怪物来，一个不断革命论，一个机会主义，又一个不断革命论，又一个机会主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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