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上通过了《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提出了“党的指导的意识不是建筑在阶级及群众之上的”问题，强调要在全党上下开展关于机会主义错误的逐级讨论，以统一思想；在讨论的基础上改组和改造党的各级指导机关，审查所属党员，“去掉对于党部不可靠的分子，以及可疑的分子”，并“极力保存多量的党员，要使每个党员都不与党部脱离关系”。在八七会议的基础上，党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二号》，提出了对党组织进行改组的措施和方法：一是提拔积极的工农分子到各级党部指导机关负责，实现指导机关成份工农化，二是纠正对工农分子流氓性和会党分子的怀疑态度，大批吸收工农分子入党，三是发动党员群众纠正党的机会主义，实行党内民主，四是严格党的纪律，五是加强党内教育，过好党内组织生活。党的这个通告，对党的组织建设虽然有明显的唯成份论倾向，但却从党的干部选拔、民主建设和组织生活等方面确立了新的制度，开始了对党的建设的初步探索。
1927年11月9日中央中央在上海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八七会议以来关于党的建设的一些思想得到进一步的系统化、理论化和具体化。如取消南、北区和长江区，加强了党中央的集中领导，改组了中央常委，“由9人改为5人”，会上通过了《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决议案》，肯定了八七会议后党在组织上的进步，并指出了党的建设中存在的两个重大问题：党员成份的非工人化和基层组织建设。决议批评了各省委“不集体化的毛病”，提出要纠正各部独立活动的无组织错误，并指出具体措施为“建立党的民主集权制，使一切工作都集体化于省委委员会及其常委中”，这次会议还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采取追究个人责任的手段，对党内的错误思想和行动进行了处理。这次会议后，中央连续发出了十七号、二十号、三十二号等通告，规定了新的组织法，加速改组党的队伍，建立党的监察委员会，加大干部培养力度。尽管十一月会议做出了大量关于党组织建设的规定，但这些规定在落实过程中，“都是偏于政策的解决，没有做到实际问题”，也正是基于以上几次会议的决议和在实践中贯彻落实的情况，党的六大才有了把这些思想与制度写入党章的理论与实践基础，而六大党章也充分体现了从这些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具体经验和理论。
四，共产国际的建党思想和直接指导对六大党章思想体系与制度措施的制定产生重大影响。六大党章的修订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完成的，在制度规定上具有明显的国际特点。比如在党员队伍和指导机关的工农化问题上，就很明显地带有照搬苏共建党经验的色彩。鉴于苏共成功的经验，共产国际把中国党建设上出现的问题，如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和党内斗争等统统归咎于党的阶级基础的非工农化，认为党的上层知识分子领导的意见分歧是“无原则的斗争”，认为“中共布尔什维克化的主要敌人就是党内，特别是在党的上层知识分子中存在着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意识形态的深刻残余。”在接收党员问题上，国际的意见是：“在工人入党时应尽量对他们少提形式上的要求，例如我们坚决反对为来自车间的工人作什么专门的介绍。”，而对于非无产阶级分子入党，则提出“我们认为有必要规定介绍人的推荐。”为什么呢？国际的观点是：“党应该保持高度的警惕，要防止加入党的队伍的人不是加强党而是实际上削弱党，防止让那些具有格格不入的敌对意识形态的人混入党内”很明显，国际的指导思想是要用党员出身的绝对工农化来保证党内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纯洁性。这种从思想上建党的方向是不错的，但却带有明显机械的形式主义倾向，而党的六大党章则充分体现了这种不足。在组织建设上，六大党章过分强调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地位。这种垂直的领导体制既给中国党带来了解决组织松散问题的方法，又在思想上给中国党套上了枷锁。尤其是六大后，根据共产国际的要求，中国党在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过程中，几次发生受到共产国际干扰的现象，强行推行共产国际指示，使党的思想路线严重偏离中国革命实际，给中国革命带来不小损失。当然，共产国际对六大党章的修订，尤其是在制度建设方面的规定，是功不可没的。其作用的局限和消极也是由于对中国情况的不够了解、对中国革命的脉搏把握不准的原因，它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思路和措施还是给党的建设带来了全新的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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