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6世纪随着中西交往的再次活跃，传教士再次成为中西交往的主力军。在报道中国的过程中，以克路士、达拉、门多萨等人为代表的葡籍、西籍来华传教士亦对汉语展开研究，不但为西方人了解、认识中国语言提供了许多极为重要的信息，而且对、激发、推动欧洲本土学者以及随后来华的耶稣会士的汉语学习和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文关键词：十六世纪,来华传教士,汉语
然而，西欧诸国经济发展对东方黄金、香料的渴求，以及宗教改革运动对天主教产生的巨大冲击，都迫使西方人不得不“另辟蹊径”前往东方。以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1498年达•伽马开辟通往东方的航线，以及1519年麦哲伦环球航行为标志的“航海大革命”将这一梦想变为现实，西方人最终开辟了从欧洲到中国的东、西两条新通道，沉寂了一百多年的中西交往又一次活跃起来。新航路的开辟为罗马天主教大规模的海外布道提供了条件，传教士再次成为这一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主力军。在探寻海道来华过程中，葡萄牙、西班牙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故而，在耶稣会士来华之前，已有数批葡籍、西籍传教士踏上中国土地。在他们的报告、游记或书信中，对中国的报道日趋丰富，其中亦有部分涉及到对中国语言文字的认识和思考。
一、克路士与《中国情况详介专著》
葡萄牙多明我会士加斯帕尔• 达 •克路士，曾于1556年在广州居住数月，后被驱逐出境。1570年其著作《中国情况详介专著》正式出版。该书以克路士在华亲身经历为主，并大量引用参考另一位数次来华的葡萄牙人盖略特·伯来拉的著作《中国报道》，详述中国当时的社会风貌，内容涉及广泛，被后人看作是“欧洲第一部专门讲述中国的著作”，“而且是有史以来有关中国最值得注意的著作之一”4[P36-37]。
在介绍中国语言文字时，克路士说：“中国人在书写方面没有固定的字母，他们用字来写一切，他们用这些字来组成单词，他们有数量极多的文字，用文字来标明每件事物；因而只用一个字便可标明‘天’或‘地’或‘人’，以及其他的东西。”5[P112]虽然克路士来华时间很短暂，但他却以其敏锐的观察力注意到“整个中国有很多方言，用语言彼此不能理解……但他们都能通过文字相互理解。举个例说，表示‘天’的字，他们写出来的都一样，有的发这个音，有的发别一个，但‘天’的含义对他们来说是一样的”5[P112]。对于这种文字相同，但口语不同的情况，起初克路士感到无法理解，直至后来他向船上的中国人实际探询了一番，才明白到底怎么一回事。除此之外，克路士还发现中国人书写的习惯“不象别国那样是横写，而是从上到下”5[P113]。
尽管和此前元代来华传教士柏朗嘉宾、鲁布鲁克、马可波罗等人的研究相比，克路士对中国语言文字的认识虽然并没有太多的创新和突破，但描述却具体而微，并且为后来的相关研究提供重要的资料来源。
二、达拉的使华报告
马丁·德·达拉，西班牙奥古斯丁会士。在菲律宾传教期间，达拉听闻中华帝国的富庶和强盛，“马上产生极大的愿望和他的同伴前去，向那些有良好资质接受福音的人宣讲”6[P158]。据说，为了实现这个愿望，达拉“开始极认真努力地学习其语言，不久，他已学会了这种语言，并写了一部有关汉语的书”6[P158]。
1575年7月至9月，达拉终于实现来华宿愿，获准出使福建。返回马尼拉后，达拉将这次出使经历以报告的形式记录下来。这份报告分为两部：《出使福建记》和《记大明的中国事情》。在报告中，达拉对汉语的描述和克路士大致相同，但从字里行间中却明显表现出一种学习受挫的感觉。他认为汉语“是最不开化的和最难的，因为那是字体而不是文字。每个词或每件事都有不同字体，一个人哪怕识得一万个字，仍不能什么都读懂。所以谁识得最多，谁就是他们当中最聪明的人”5[P211]。值得注意的是，达拉是最早对汉字进行负面评价的人。另据方豪先生考证，“达拉曾据泉州土音以西文著第一部中文字典，题为Arte y Vocabulario da la lengua China”7[P971]，即《华语韵编》。可惜该书没有被保存下来，但综合目前史料来看，该书应该就是上文所指的“一部有关汉语的书”。
三、门多萨与《中华大帝国史》
除克路士与达拉的著作外，这一时期还有一部应当引起重视的著作，便是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西班牙奥古斯丁会士。1580年，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曾派遣一使团出使中国，门多萨亦是其中一员。但不巧的是，该团在到达墨西哥后，受到阻挠，被迫取消中国之行，门多萨也于1582年返回西班牙。后受教皇之托，门多萨历时两年，于1585年编辑完成了一部关于中华帝国的通志，即《中华大帝国史》。虽然门多萨未能亲临中国，且其本人亦不懂中文，但他在编辑、写作时却广泛搜集、整理了此前来华人士的报告、游记、信札、著作，其中就包括伯来拉的《中国报道》、克路士的《中国情况详介专著》、达拉的使华报告及其带回欧洲的中文书籍，以及葡萄牙史学家巴洛斯的《亚洲数十年》、西班牙传教士艾斯卡兰蒂的《葡萄牙人航行世界东方及中国记》等。该书一经出版便很快被译成欧洲多种文字，风靡整个欧洲汉学界，满足了欧洲人迫切了解中国的愿望，“成为继马可波罗游记之后欧洲人了解中国的重要门径”8[P154]。中国学者对该书评价亦颇高。莫东寅认为“此书为欧西东方史上重要文籍之一，实西洋关于中国专籍之嚆矢，包括评述中国礼仪之西书也”9[P46]；方豪则认为“即后出利玛窦之著作亦不能及”7[P971]。
正因为《中华大帝国史》融合百家之长，因此门多萨对中国语言文字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西方汉学界的最高水平，亦可看作这一时期西方人对汉语的普遍认识和总结：首先，汉字作为一种表意文字与西方表音文字有本质区别。门多萨发现，中国人“没有跟我们一样的字母，只有用图形书写”，例如，“国王，他们叫做皇帝（Bontay）, 写作皇，继之如地、海及其他词莫不如此”。其次，大概受达拉影响，门多萨也认为学习汉字非常艰辛，即使中国人也要“长时间，很困难地学会它，因为几乎每个词都有一个字”，更不用说对西方人而言，并且中国人“一共有六千多彼此不同的字”。再次，中国人的书写顺序与西方人截然相反，“他们是从上往下写，…… 从右边开始朝左写，跟我们的相反。他们的印刷保持同样的顺序”。最后，中国各地的方言各异，使用不同方言的人只能通过书面语来沟通。例如“表示城的这个字，在他们的语言中有的做Leombi，另一些做Fu,但两者都意思是城”，“原因在于，一个图形或字，对他们说都表示一件事物，尽管读音不同”。6[P111-115]
四、影响及意义
综观克路士、达拉、门多萨等人研究，虽然“从中国人的观点来看，这种研究存在不少错谬、附会之处，但毕竟是那个时代的‘泰西之人’研究中国语言文字，开风气之先，功不可没”2[P115] ，不但为西方人了解、认识中国语言提供了许多极为重要的信息，而且对、激发、推动欧洲本土学者以及随后来华的耶稣会士的汉语学习和研究热潮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由此揭开了这一时期东学西渐的序幕。
参考书目：
[1] 江文汉. 明清间在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士[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7年.
[2] 吴孟雪、曾丽雅. 明代欧洲汉学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
[3] 道森编，吕浦译. 出使蒙古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4] 雷蒙•道森著，常绍民、明毅译.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M].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5] 博克舍编著，何高济译. 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M].北京:中华书局, 1990年.
[6] 门多萨著，何高济译.中华大帝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
[7] 方豪. 中西交通史（下册）[M].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
[8] 张国刚. 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
[9] 莫东寅. 汉学发达史[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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