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受“汉语易学轮”的影响，许多来华耶稣会士认为，汉语语法较拉丁语法更为简单易学，因此与同时期的汉语语音、词汇研究相比，汉语语法研究相对薄弱。尽管如此，这一时期仍有两部有关汉语语法研究的著作完成，尤其是马若瑟的《汉语札记》，更是代表了这一时期来华西方人在汉语语法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平，并对日后来华西方人的汉语学习具有相当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论文关键词：来华耶稣会士,《汉语札记》,汉语语法
16世纪末，伴随着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以及新航路的开辟，大批耶稣会士来华传教。1578年，耶稣会远东教务视察员范礼安在巡视澳门之际，断然改变以往“全盘葡化”的传教方式，提出“中国化”的构想，正如他本人所言，要确保在华传教成功，“最要之条件，首重熟悉华语”1[P21]。以罗明坚、利玛窦为首的来华耶稣会士们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将学习汉语作为头等大事，大部分时间消耗在研究中国语文、写作及风俗习惯上，掀起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第一次西方人汉语学习高潮。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多数耶稣会士的叫苦连天声中，却传出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声音，这便是曾德昭、安文思等人所持的“汉语易学”论。在他们眼中，汉字音节较少，且属于象形文字，一些简单字往往描摹事物图形，一望便知，且利于减轻记忆负担；尤其是，汉语语法简洁，较之拉丁语，没有复杂的性、数、格、人称、语态等形态变化，因而更容易掌握。例如，曾德昭指出，“动词和名词均无词尾变化，适合他们使用，有时动词充当名词，名词充当动词，必要时也充当副词。因此它比拉丁语容易学，因为仅拉丁语法就得花费孩子的全部时间”2[P39]；而安文思则毫无保留地称赞汉语语法简单，不像希腊语或拉丁语“有无数的词、时态、语态、数、人称，等等”3[P49]。受此影响，这一时期的汉语语法研究，与同一时期的汉语语音研究、汉语词汇研究相比，显得冷清了许多。
尽管如此，这一时期依然有两本关于汉语语法研究的著作完成，即卫匡国的《中国文法》和马若瑟的《汉语札记》，尤其是后者，在很大程度代表了这一时期来华西方人在汉语语法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平，并对日后来华西方人的汉语学习具有相当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二、卫匡国与《中国文法》
西班牙传教士弗朗西斯科• 瓦罗所著的《华语官话语法》是世界上第一部正式刊行的汉语语法。虽然“瓦罗的著作首开汉语语法研究之先河，功不可没，但书中真正探讨语法的部分不足30页，另外，他对中国文献、语法资料的了解十分有限（全书没有一个汉字），因而实际影响不大”4[P253]。
而据现有资料，由来华耶稣会士撰写的第一部汉语语法书，是卫匡国于1653－1657旅欧期间用拉丁文撰写的《中国文法》，未正式出版。该书似乎并未在来华耶稣会士中引起多少反响，反倒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欧洲学者了解汉语语法最主要的参考书。近年，意大利汉学家白佐良在整理卫匡国遗稿时，重新发现该书，才使它得以公之于众。
《中国文法》的具体框架如下：第一章：1．汉语语音，列举了320个汉字及其罗马字母拼音，还有对应的拉丁文释义；2．解释 c、ch、g、j、n、m 在一些特殊情况下的不同发音；3．介绍汉语的五种声调，即“去声”、“上声”、“入声”、“平声”和“浊平”。 第二章：1．名词及格的变化；2．代词；3．动词，通过举例说明汉语动词表达现在时、过去时和将来时的不同方式以及汉语中被动态和主动态的差异。第三章：1．前置词，举例说明“前”、“后”、“上”、“下”等词的用法；2．副词，分析了汉语中表达肯定、否定、选择、比较、时间和地点等副词及其用法；3．感叹词及用法；4．连接词及用法；5．表示比较的词汇；6．代词；7．数量词。5[P79]
纵观《中国文法》，很明显，卫匡国将汉语语法纳入到拉丁语体系中进行研究，因此，他所得出的一些结论并不一定能完全、真实反映、代表汉语语法的规律及特点。当然，有关《中国文法》的许多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三、马若瑟与《汉语札记》
真正开拓汉语语法研究的来华耶稣会士则是马若瑟。1698年，马若瑟来华,“若瑟自抵中国后，即专心于此两点，质言之，传布教务，精研汉文是也”1[P526]。经三十余年的潜心研习中国典籍，马若瑟终成一代汉学大师，与后期来华的宋君荣、钱德明二神父并称法国早期汉学三大家。在他众多著作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汉语札记》（1728）一书。尽管马若瑟自己谦逊地表示此书不过是一本小文法而已，但法国著名汉学家雷慕沙则认为“是为若瑟著述中之最重要而堪注意之著述，亦为欧洲人所据此类著述中之最佳者”1[P531]。
《汉语札记》全书共分四部分：绪说、第一编、第二编和第三编，如今第三编已全佚。绪说概述全书情况，共介绍49种中国典籍和多部字典、以及汉字书写方法与发音特点，并附有谐音字表；第一编主要针对汉语初学者，论述口语和常用文体，分三章：1. 总述常用语言的语法规则、结构和句法、2. 说明中国语言的特征，即大量虚词的存在、3. 列举口语中的修辞法，例如重叠类、对比类、询问类等，并附录搜集到的民间俗谚； 第二编：介绍书面语和高雅文体，针对具备一定汉语基础的人，分五章：1. 补充尚未提及的古汉语的主要语法和句法特点、2. 探讨虚词，尤其是文言虚词、3. 论述高雅文体的不同体例，如古文、经、先秦文集，指导中文写作、4. 书面文言中的修辞手法，如反义词、词类叠用、描述、比较等、5. 列举近400个一、二、三、四字短语或谚语。6[P136-165]
较之《中国文法》，《汉语札记》不但更具系统性，成为近代以来汉语语法研究的奠基之作，而且最突出的一个特点便是作者力求挣脱欧洲传统语法束缚。通过列举、引用大量中国各类文献中的例句，马若瑟极力从汉语语言本身角度来描述、分析、汉语语法现象，总结语法规律。他曾这样说道，“事实上，如果我试图用我们的语法形式套中文，那简直是犯傻”，“我远不是要将我们的语言规则用于汉语。相反，我希望传教士解放他们的观念，将观念从他们的母语中抽取出来，再让这些赤裸的观念穿上中文的衣服”。7[P263]尽管在描述、分析、总结中，马若瑟不可避免地使用一些欧洲传统语法术语，但这种研究模式、研究思路在当时尚属首创，无疑是一种突破和创新。正如雷慕沙所言，“昔人为此研究者，泥守拉丁文法原则，若瑟则不然。其所用者全为新法，勿宁谓其屏除一切方法，即以语句之结构代替文法规则，质言之，习华语者重实习而不重理论”1[P531]，这也对后来中外学者研究汉语起到不可忽视的启迪作用。
其次，马若瑟首次将汉语分成白话文和文言文分别进行论述、研究。汉语口语和书面语历来差异很大，许多来华传教士，如利玛窦、曾德昭等人都体会到这一点，但均未详细阐述。马若瑟则凭其敏锐的观察力意识到该问题的重要性。在《汉语札记》中，白话和文言文法的区分成为该书的另一大亮点。书中白话文语料大多取材于元代杂剧，如《水浒传》、《好逑传》等，而文言部分则取自先秦典籍、理学名著等，充分反映出这两种不同文体的差异，故张西平教授认为“因而应该说，马若瑟这本书实际上开启了中文白话语法研究之先河”4[P255]。
1/2 1 2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