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葡汉词典》到《西儒耳目资》——来华耶稣会士与早期汉语拼音方案的历史演变

[摘要]：用拉丁字母拼读汉字是明末来华耶稣会士借鉴西方音韵学理论和方法，学习汉语的一种特殊方法。从最初的《葡汉词典》到后来的《西儒耳目资》，这种方法在中国经历了一个“初创——完成——完善”的历史演变过程，不但开启了中文拉丁音化的历程，而且对日后汉语拼音方案的形成及汉语音韵学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文关键词：耶稣会士,汉语拼音方案,历史演变

16世纪之前，西方文献中有关中国的记载不多，且很少涉及语言，因此“研究”二字无从说起。伴随着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以及新航路的开辟，大批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在总结以往传教经验、教训基础上他们认识到，“进入中国这样一个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有着自身完备的文化和制度的庞大国家进行传教，首先应当会读、会写、会说中国语言”[1](P44)。正如范礼安所言，要确保在华传教成功，“最要之条件，首重熟悉华语”[2](P21)。

由于汉语和西方文字大相径庭，对大多数来华耶稣会士来说，汉语学习最深切之感受恐怕便是一个“难”字，尤其体现在语音上。利玛窦曾详尽列举汉语难学的五大理由，其中一条便是汉语语音的声调差异微小：“一共有五种不同的声调或变音，非常难于掌握，区别很小而不易领会。……每个发音的字的确切意义是由它的声调质量决定的，这就当然增加了学习说这种语言以及听懂别人的困难。我要冒昧地说，没有一种语言是象中国话那样难以被外国人所学到的”[3](P28-29)。一位17世纪中期的耶稣会士在失望之余甚至将汉语比作是“鸟的语言，并且只适合鸟的唇舌”[4](P246)。

为了能够掌握汉字发音，来华耶稣会士在学习过程中克服重重困难，通过借鉴西方音韵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汉语语音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归纳，几经尝试，终于摸索出一套用拉丁字母拼读汉字的特殊方法，“使之成为传教士学习汉语的便宜法门，由此发展出一整套汉字注音方案”[4](P257)，开启了中文拉丁音化的历程，在汉语音韵学发展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一、《葡汉辞典》——汉语拼音方案之雏形

最早进行这一尝试的是罗明坚和利玛窦。早在入华之初，他们便共同编写了《葡汉辞典》。据杨福绵、张西平等人考证，“这部手稿共189页，长23厘米，宽16.5厘米，其中手稿的第32－65页是葡萄牙语和汉语对照辞典。共分三栏，第一栏是葡萄牙语单词和词组，按字母表顺序排列；第二栏是罗马字注音；第三栏是汉语词条，里面既有单音节词、双音节词，也有词组和短语”[5](P206)，例如：

根据杨福绵先生统计，该辞典共收录葡语词汇6000余条、汉语字词5460条，其中有540多条因当时在中文中无法找到相应词汇而暂缺。通过这种平行对比排列，传教士可以根据罗马字的注音读出中文的字或词。不过，要准确标出汉语读音并不容易，尤其是汉语的声调变化细微复杂，难以掌握。因此，这一时期的拼音体系存在许多不足，仍处于摸索阶段。正如杨福绵指出，“这是罗氏在肇庆学习汉语时所创制的最早的罗马注音，不过系统尚不完备，例如无送气音和声调符号，声母和韵母的拼法尚未完全一致，不免有模棱含混的地方”[6](P38)。例如“怕”和“罢”都拼成“pa”，“他”和“大”都拼成“ta”；又如同一韵母拼法不同，“悲”拼成“pi”、“py”,“起”拼成“chi”、“chij”、“chiy”,这是因为在当时意大利语中，“i”、“j”、“y”三个字母可以通用所造成的。尽管如此，杨福绵仍然给予《葡汉辞典》很高评价，认为，“《辞典》中的罗马字注汉字音，是汉语最早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是利氏及《西儒耳目资》拼音系统的前身，也是后世一切汉语拼音方案的鼻祖”[6](P71)。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对辞典中音韵、词汇和语法三个方面的深入研究和分析，杨福绵还指出《葡汉辞典》中所记载的官话中有许多特点是北京话中所没有的，从而他推断明朝的官话是以南京话为基础，这一点随后也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同。

二、《西字奇迹》——汉语拼音方案之形成

“尹斌庸先生认为《葡汉辞典》是汉字拉丁注音的初创时期，而真正的完成时期是1598年利玛窦第一次进京失败后，返回南方过程中，在运河上的船中于郭居静合作制定的拼音方案”。[5](P261)据利玛窦记载：“神父们利用这个时间编制了一份中国词汇。他们还编成另外几套字词表，我们的教士们学习语言时从中学到了大量汉字。在观察中他们注意到中国语文都是由单音节组成，中国人用声韵和音调来变化字义。不知道这些声韵就产生语言混乱，几乎不能进行交谈，因为没有声韵，谈话的人就不能了解别人，也不能被别人了解。他们采用五种记号来区别所用的声韵，使学者可以决定特别的声韵而赋予它们各种意义，因为他们共有五声。郭居静神父对这个工作做了很大贡献。他是一个优秀的音乐家，善于分辨各种细微的声韵变化，能很快辩明声调的不同。善于聆听音乐对于学习语言是个很大的帮助。这种以音韵书写的方法，是由我们两个最早的耶稣会传教士所创作的，现在仍被步他们后尘的人们所使用。如果是随意书写而没有这种指导，就会产生混乱，而对阅读的人来说，书写就没有意义了。”[3](P336)然而，不知何故，这本字典至今尚未被发现。虽然书中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从利玛窦叙述中却可以看出，在郭居静的帮助下，他们根据中国汉字音韵特点，使用五种符号表示汉字的五种声调，并且决定统一采用这些符号书写，充分体现出语音的精确性和系统的完整性，较之《葡华辞典》无疑进步、成熟了许多。

1605年，已定居北京的利玛窦应当时制墨名家程大约之邀，赠其四幅宗教画，并随图附上三篇解释性短文，分别为《信而步海，疑而即沉》、《二徒闻实，即舍空虚》、《淫色秽气，自速天火》及一篇《述文赠幼博程子》，文中所有汉字皆附有拉丁字母注音。例如：

天主已降生，托人形以行教于世。先诲十二圣徒，其

t‘iēn chùý kiám sēm t‘ŏ gîn hîm ì hîm kiáo yú xí siēn hoéi xĕ lh´ xím t‘û k ‘î

元徒名曰伯多落。[5](P262)

iuên t ‘û mîm yuĕ pĕ tō lŏ

这些文字后由教会单独编成一本小册子，全书一共只有六页，取名叫做《西字奇迹》，收藏在梵蒂（冈）图书馆，编号是Racc. Gen. Oriente, III, 2331(12)。尽管《西字奇迹》主要内容为宣扬基督教义，但从时间上推算，以及综合目前所掌握的史料来判断，《西字奇迹》应该是利玛窦汉语注音方案成型后的第一次实际应用。通过字父、字母和声调符号的不同组合，传教士不但可以拼读出汉字的读音，而且采用字母式的标音方法更加符合西方拼音文字的特性以及西方人的阅读习惯，因此掌握起来也要相对容易的多，为后来学习者开辟了一条捷径。

经罗常培先生整理，在该书中利玛窦共使用26个字父（声母），44个字母（韵母），5个声调符号，以及专门设计的送气音符号「C」，具体分别如下：

字父：c、ç、ç‘、c‘、f、g、h、j、k、k‘、l、m、n、p、p‘、q、q‘、s、t、t‘、v、x、ch、ng、nh˘

字母：a、e、i（y）、o、u、ai、ao、eu、ia（ya）、ie（ye）、io（yo）、iu（yu）、oa、oo、oe、ui、uo、eao、iai、iao、iue（yue）、ieu、oei、uai、uei、am、an、em、en、im（ym）、in（yn）、um（om）、eam、iam、ien、yum、iun、oam、oem、uam、uen、uon、iuen（yuen）、ih

声调符号：ˉ（清音，即阴平）、ˆ（浊音，即阳平）、ˋ（上声）、ˊ（去声）、ˇ（入声）[7](P91)

三、《西儒耳目资》——汉语拼音方案之完善

1626年，金尼阁在杭州出版《西儒耳目资》一书。该书是一本详细分析汉语语音、向中国人系统介绍传教士汉语拼音方案的韵书。金尼阁在序言中写道：“幸至中华，朝夕讲求，欲以言字通相同之理，但初闻新言耳鼓则不聪，观新字目镜则不明，恐不能触理动之内意，欲救聋瞽，舍此药法其道无由，顾表之曰耳目资也。”同时他亦指出，这套方案并非他所原创，只是转述前人成果：“然亦述而不作，敝会利西泰、郭仰凤、庞顺阳实始之，愚窃此于我老朋而已。”[8](P549)徐宗泽先生对该书评价为“‘西儒耳目资’者，意谓为西士工读华文之便，耳以听字之音韵，目以视字之拼合，拼合即以西字码拼成字之声。”[9](P252)

《西儒耳目资》全书共分三卷：一为“译引首谱”，讲解拼音基本原理，乃全书之纲领，亦为后卷之张本；二为“列音韵谱”，按照拉丁字母顺序排列汉字，便于“以音察字”；三为“列编正谱”，按照汉字的部首笔画排列汉字，并标注拉丁拼音，用以“以字察音”。

全书主要围绕一些音韵图谱展开。书中首先列出的“万国音韵活图”为包含7圈的同心圆，最外圈是代表语音的汉字，中间5圈分别依次排列29个拉丁字母，最内圈则是五种声调。所谓“活图”是指内6圈可以转动。当转动时，每一竖栏就会出现不同的字母组合。将这些字母组合相互拼读，则产生各种音节。金尼阁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达到“包括万音而不出其范围”之功效。金尼阁还列出一张“中原音韵活图”，用来推算汉语的各种音节。外圈为50个“字母”（即韵母），内圈为20个“字父”（即声母）；最里面则是五声。在此基础上，金尼阁通过排列组合得出“音韵经纬总局”和“音韵经纬全局”。“总局”纵行为15个“同鸣字父”（即辅音），横行为50个“自鸣字母”（即元音），纵横相拼共得出750种读音组合。“全局”则将汉字读音进一步细化，“同鸣字父”增加至20个，区分了清辅音和浊辅音，同时加上了五种声调变化，这样一来，在“全局”中共产生5580种音节，但实际所对应汉字却只有1450种，许多音在汉语中并不存在。

同鸣字父：p、ṕ、m、f、v、t、t́、n、l、ç、ḉ、s、ch、ćh、x、j、k、ḱ、h、g

自鸣字母：u、é（i）、U、i、u、iu、a、ia、oa（ua）、o、io、uo、ò、iò、uò（oe或ue）、e、ie、iue、ul、ié、u（uei或oe）i、ai、iai、uai（cai）、ao、cao（iao）、uon、an、uan（oan或uen）、am、iam（cam）、uam（oam）、cn、icn、eu、ieu、iuen、en、in、uen（oen或un）、iun、em、im、um、ium [10](P66)

声调符号：ˉ（清音，即阴平）、ˆ（浊音，即阳平）、ˋ（上声）、ˊ（去声）、ˇ（入声）

这些图谱后多采取“中士”问，“西儒”答的形式讲解概念与符号的意义、图谱的规则和使用方法。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书中“特别针对中西语言文字系统的不同加以解释，指出西方拼音文字的好处。‘西儒’和‘中士’还将这套注音方案与中国传统的切法相比较，指出西式注音不仅易学易用，而且全面合理”[4](P259)。相比利氏方案，《西儒耳目资》中所提出的方案“只是对利玛窦等人的方案做了一些非原则性的修改，其中主要是简化了拼法，可以说是对这个方案的进一步完善”[5](P265)。

四、耶稣会士对汉语音韵学的历史贡献

从《葡汉辞典》到《西字奇迹》再到《西儒耳目资》，早期的汉语拼音方案在中国经历了一个“初创——完成——完善”的嬗变过程。尽管“利玛窦、金尼阁制订上述拼音方案的本意在于给西方传教士使用，这种新创造后来在中国，在世界上所产生的巨大深远影响，乃是当初他们意想不到的”[11](P94)。

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将利玛窦和金尼阁的体系合称为“利-金方案”，并指出利玛窦的《西字奇迹》和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在中国音韵学史上跟以前守温参照梵文所造的三十六字母，以后李光地音韵阐微参照满文所造的‘合声’反切，应当具有同等的地位。这种体系不但摆脱了中国传统韵书表音法的局限，“用罗马字分析汉字的音素，使向来被人看成繁难的反切，变成简易的东西”；而“用罗马字母标注明季的字音较为客观准确，使现在对于当时的普遍音，仍可推知大概”，为后人研究明末时期的汉语语音提供了可靠线索。更为重要的是，“给中国音韵学研究开出了一条新路，使当时的音韵学者，如方以智，杨选杞、刘献廷等受了很大的影响”。[4](P260)

另一方面，耶稣会士所使用的罗马字母注音符号还成为现代汉语拼音方案的源头。事实上，“近代以来曾出现过的多种汉语拼音方案，直至现代《汉语拼音方案》都直接或间接的受到利玛窦拉丁字标注汉字音的影响”[12](P68)。而张西平教授通过对比古今拼音方案亦发现，两者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因此，“今天我们所采取的拼音方案是受到金尼阁和王征《西儒耳目资》的影响”[5](P266)。

参考书目：
[1]何寅、许光华编.国外汉学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
[2]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3]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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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杨福绵.罗明坚、利玛窦《葡汉辞典》所记录的明代官话[J].中国语言学报.1995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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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张海英.利玛窦对汉语的学习与认识[J].海外华文教育.2006年(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