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方只要“有原材料，你就可以开厂，有铁矿，有煤炭，就可以搞小型钢铁厂。化学肥料厂、机械厂，各省都可以搞。而且地方又有地方，它有专区，比较大的市镇，有县的工业。所以，有中央的工业，有省的工业，有专区的工业，有县的工业。这样就手脚多，大家有积极性。单是我们北京这一个方面积极，人太少了”。
1958年3月份的成都会议提出了发展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指出：“地方工业的任务是：为农业服务（这是基本的）；为国家大工业服务；为城乡人民生活服务；为出口服务。实现这些任务的方法是：打破对于工业化的神秘观点，全党办工业，各级办工业，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走群众路线。各省、自治区应该在大力实现农业跃进规划的同时，争取在五年或者七年的时间内，使地方工业的总产值赶上或者超过农业总产值。”毛泽东在这个会议上讲到地方分权问题时说：“又统一又分散——地方分权问题。欧洲现在没有统一的国家，可是地方发展了。中国自秦至今，一统天下，统了，地方就不发展。各有利弊。”
成都会议期间广东省委于1958年3月6日做的《关于财政下放和工业下放问题的建议给中央并毛泽东的报告》对中央加快向地方下放经济权限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个报告主要内容是：1、财政下放对组织社会主义大跃进起了良好的作用；2、财政“五年不变”的规定，将会更好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使之能更主动地去安排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发展规模和速度；3、要使工业的发展真正做到多快好省，除有些工厂必须由中央直接管理外，应把发展地方生产建设密切相关的一些工厂尽量下放。毛泽东对这个报告进行了批示，并作为成都会议文件在会上印发，在实践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讲话时还严厉批评了现行的各项规章制度，他指出，“其他各部都有规章制度问题，搬苏联的很多，害人不浅。那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这也是拿钱买经验。建国之初，没有办法，搬苏联的，这有一部分真理，但也不是全部真理，不能认为非搬不可，没有其他办法。”后来，在“大跃进”的口号下，把所有借鉴苏联的投资管理办法，统统当作迷信加以破除，破除繁琐的规章制度，发展成冲击一切管理秩序。把“一五”计划时期建立起来的一套投资管理规章制度，一律当作“框框”去打破。规章制度的破除为经济的无序混乱发展创造了条件。
成都会议结束不久，1958年4月1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工业企业下放的几项规定》的文件，提出了企业下放的总原则：“为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提早实现工业化，在工业管理体制方面决定作如下改变：国务院各主管工业部不论轻工业或者重工业部门，以及部分非工业部门所管理的工业，除开一些特殊的以及‘试验田’性质的企业仍归中央继续管理以外，其余企业，原则上一律下放，归地方管理。”4月5日，中共中央颁发《关于在发展中央工业和发展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下有关协作和平衡的几项规定》，强调对各类产品要实行国家、省地、县分级管理、分级平衡的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要逐步实行“双轨”计划体制，即中央各部门对自己所管的企业和地方所管的同类企业进行全面规划，各地也对本地内中央管理的企业和地方管理的企业进行全面规划。4月1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地方财政的收支范围、收入项目和分成比例为基本上固定五年不变的通知》，规定增加地方的财力，扩大地方的财权。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也就是要破除规章制度，放手让群众去干。在此次会议上，面对毛泽东对反冒进的严厉批评，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先念等就“反冒进”进行检讨。他们的检讨，为“大跃进”的推行排除了来自党内的阻力。毛泽东获得了经济政策制定的主导权，会后，向地方下放权力的力度和速度都加快了。
1958年5月1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中央各商业部门所属工厂下放问题的规定》，将中央各商业部门所属的全部工厂一律下放给地方，下放后各工厂作为地方国营企业，全部收入划作地方固定收入，不再统—缴中央。6月2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下放的规定》，把体制下放问题进一步具体化。《规定》要求，各部门一律于本月15日以前完成全部下放企业、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的交接手续。为了让地方能自成体系，还不适当地扩大了地方的计划权限；放松基本建设项目的审批程序，放手让地方扩大基本建设规模，规定中央只审批年产钢100吨以上，年产煤1000万吨以上，火电站20万千瓦以上的建设项目，以及协作区工业体系规划和贯穿几个省区的铁路干线和河流规划，除此以外的大部分大、中型建设项目都由地方和各部自行审批，报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备案。
1958年6月10日至13日，毛泽东在视察天津工作时又提出，省如有条件，也应建立比较独立的、情况不同的工业体系。这种各大区、各省市都要建立工业体系的思想影响是深远的。 4/5 首页 上一页 2 3 4 5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