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八大前后中央与地方分权的两条思路探析-论文网

中央提出了放权、扩大地方权力的主张，在八大的会议发言中，各省的负责人都对中央提出了自己的经济要求，他们恳切希望中央注意本省的问题，希望中央多给地方一些投资，以便发展地方工业和各项社会事业等。如江苏省委书记刘顺元在发言中强调充分利用江苏工业的问题，他首先指出江苏发展工业有许多有利条件，但对这些条件的利用是不充分的，“过去三年来，国家对江苏地方工业的投资共三千八百万元，仅为江苏地方工业上缴利润和税收的百分之四点七八，其中用于更换固定设备的投资还抵不上同一时期固定资产的折旧，以致各项工业交通运输的设备，得不到及时的更新，超龄的部分日益增加。有些产业的设备能力的利用率有的偏低，最差的如火柴、卷烟还不足百分之二十五。”中共福建省委员会第一书记叶飞在考虑第二个五年计划时，他更关心的是为福建争取—些工业发展项目以促进福建地方工业的发展。他指出，“由于福建原有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地方力量有限，如无国家有力地支持，福建工业的发展仍然是困难的。几年来中央各有关部门对福建工业发展是很关心的，但仍嫌不够，而且对地方工业的基本建设计划和财务预算控制得太严太死，只偏重于消极的限制，缺乏积极的指导和支持，这就束缚并推迟了本省地方工业的建设。”“我们要求中央有关工业部门，对福建应采取支持落后地区的办法给予帮助，能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在福建办几个大型的轻工业，完成古田第一期水力发电站的建设工程，以便逐步地改变福建的经济落后面貌”地方同志的发言，既说明了地方对分权的渴望，对发展地方经济的迫切要求，也证明中共八大抓住了问题的实质。

周恩来在党的八大上提出了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解决集权与分权问题的基本方针和七项原则，以便有策略有步骤地进行行政体制改革，以达到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平衡。周恩来指出：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的基本方针是“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因地制宜，因事制宜。”他随后提出了七项原则对上述基本方针进行具体展开和落实。其第一项原则就是“明确地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一定范围的计划、财政、企业、事业、物资、人事的管理权”，以确立“分级管理”的基础。第二项原则是“凡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而带全局性、关键性、集中性的企业和事业，由中央管理；其他的企业和事业，应该尽可能地多交给地方管理”。旨在确定和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管理经济的事权范围。第三项原则是“企业和事业在下放的时候，同他们有关的计划、财务管理和人事管理权一般地应该随着下放，改进和推行以中央为主、地方为辅或者以地方为主、中央为辅的双重领导的管理方法，”第四项原则是“中央管理的主要计划和财务指标，由国务院统一下达，改变过去许多主要指标由各部门条条下达的办法”。这有利于国家的计划的统一性和严肃性。第五项原则是“某些主要指标和人员编制名额等，应该给地方留一定的调整幅度和机动权”，以增强管理弹性，放手让地方“制宜。”第六项原则旨在处理好少数民族地区的“分级管理”问题。第七项原则是确定推进改革的策略步骤。周恩来提出的中央与地方分权的基本方针和基本原则，对中央与地方的权限范围，分权的内容和改进体制的策略步骤等都做了原则性的规定和说明，体现了大权集中、小权分散，既要统一领导、又要因地制宜的精神。其大部分内容到现在也还有很多可取之处。

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既须发挥中央各经济部门的积极性，又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既须纠正地方经济事业中盲目发展的偏向，又须纠正对地方经济事业注意不够和限制过多的偏向”

二、1957年对中央与地方分权的探索，要求对地方进行有限逐步的分权，并强调中央的综合平衡责任

1957年初，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经济工作和改进体制工作的统一领导，决定成立一个小组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具体负责。1月10日，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的通知》，小组由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同志组成，陈云同志为组长。

1957年1月18—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讨论农业和经济问题。当议论到改进经济管理体制问题时，毛主席向各省市区负责同志询问地方的意见和要求，省市自治区的同志争相发言，力陈中央权力高度集中的弊端，要求将企业的管理权下放，给地方更多的机动财力和自主权。陈云在27日的会议上讲话时指出：“中国一个省等于外国一个国，如果像现在这样，地方机动的余地很少，这种情况不能是经常的，中央不可能包揽全国的事情，所以应当有适当的分权，重点不能过分集中。”1957年4月18日朱德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汇报到地方视察的情况。报告在谈到体制问题时说：“为了更好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我建议财政、计划、工业、贸易等方面的权力都应该逐步下放，使地方有机动之权。

 2/5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