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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一年的努力，1957年11月14日，中央经济五人小组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第84次会议送交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和《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获原则通过。11月15日，国务院公布了上述规定，宣布自1958年开始实行。上述三个文件，总的精神是调整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把工业、商业、财政方面的一部分管理权力下放给地方和企业，以便充分发挥它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地制宜地完成中央的统一计划。在向地方下放权力方面，主要有这么一些内容：
1、把原由中央各部直接管理的一部分企业，下放给地方管理。对于企业下放的范围，文件规定：重工业各部门所属的企业，凡是属于大型矿山、大型冶金企业、大型化工企业、重要煤炭基地、大电力网、大电站、石油采炼企业、大型和精密机械工厂、军事工业和其他技术复杂的工业，依旧归中央各部门管理外，其他企业凡属可以下放的，都应根据情况，逐步下放；轻工业、食品工业和商业部的企业，除了若干大型企业地方认为管理有困难的以外，其余都由地方管理；建筑行业的土建部分在许多地区应逐步下放给地方统一管理。
2、适当扩大地方的财权、物资分配权、人事管理权、计划管理权和商品价格管理权等。在扩大地方的这些管理权限时，也对其做了一定的限制，以便使中央与地方分权时各得其所，地方的积极性要和中央的计划性结合起来。例如，在财政方面，陈云指出：“使地方得到一定数量的机动财力，是这次财政体制改进的主要目的。但是，地方由于改进财政体制而多得的收入，应该有一个限度，它的原则是使地方可以有适当数量的机动财力，同时又能够保证国家重点建设资金的需要。”“分成要有个限度。三年之内，地方财政分成的好处不超过三十亿至三十六亿元。外汇分成不超过四千五百万到五千万美元，这两个数字的规定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但如果数目过多，便会影响全国的重点建设。基本上三年不变，实行三年以后允许作必要的局部调整。”在物资管理和商业流通方面，规定省、市、自治区管理的企业所生产的统配物资和部管物资，如果生产数量超过了国家计划规定的数量，超过计划的部分，当地政府可以按照一定比例提成，自行支配使用，但是原定的品种计划不能改变；为了避免盲目增产，如地方要求中央所属的机械制造企业超产时，其超产品种如果属统配或部管物资范围内的，需要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同意。在人事管理方面，国务院管理范围的干部，地方调动时，应该报请国务院批准；中央主管部门管理的干部，地方调动时，应该同该主管部门协商等。
陈云还及时提出了权力下放后，中央要加强综合平衡的问题。1957年9月24日陈云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言时指出，“体制改变以后，地方更可以因地制宜地办事。但是，必须加强全国的平衡工作。因为经济单位是分散的，没有全局、整体的平衡，就不是有计划的经济。过去中央各部可能忽视地方，但是职权下放以后，地方也可能发生不顾全局的倾向。因此，一方面要有适当的分权，同时又要加强综合。我们认为，分权以后，平衡工作不是应该削弱，而是应该大大加强。”在发言中他还要求地方要切实掌握资金的投放方向，即大部分应该投向与发展农业生产有关的方面。要建立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度，如会计制度，报告制度，检查制度等。
周恩来认为体制的改进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实践中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体制“在执行中要不断地改进。实行一个时期，又要有改进，要不断地改进。不要急，我们要实事求是。不要急躁冒进，也不要右倾保守；要逐步实现，不要求之一步登天。”
三、中央与地方分权在“大跃进”时急剧进行，缺少必要的约束和控制，陷入了混乱局面
随着党内急躁冒进思想的发展和“大跃进”运动的兴起，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反冒进的一些领导人被错误的批判。1957年的体制改革方案还没有认真贯彻实施，就已经落后于迅速发展变化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很快便被更激进的权力下放办法取而代之。
1958年初“大跃进”兴起前，毛泽东因不满意中央政府在1956年为综合平衡而开展的“反冒进”，试图通过中央政府权力下放来调动地方的积极性。第一个五年计划任务的胜利完成，特别是—些主要指标提前一年完成，使全国人民深受鼓舞，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加快经济发展的激情和要求，党的主要领导人认为人民群众中有无限的创造力，认为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应当与地方、人民群众积极性的发挥联系在—起。
毛泽东在1958年2月18日中共中央举行的春节团拜会上讲：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个大事。我是历来主张虚君共和的，中央要办一些事，但是不要办多了，大批的事放在省、市去办，他们比我们办得好，要相信他们。现在的情况是下面比较活泼，中央部门中的官气、暮气、骄气、娇气就多些。他又说：“一个工业，一个农业(本来在地方)，一个财，一个商，—个文教，都往下放。 3/5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