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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颗眼泪于是从她那空洞的眼睛里滴了出来，迟缓而下。
“很好”山峰说，“最好再来点声音。”
女人连哭都不自主的时代是悲哀的，余华意在向我们展示悲哀，借此让更多人看到女性的不幸，也让女性自己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不幸遭遇，以鼓起奋起反抗的勇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余华是伟大而可敬的。
二、叙述手法创新
上文谈到余华对鲁迅创作手法有不少继承，但作为先锋余华，并不满足于此，他有自己的创新。我在本文重点论述一种：复调手法。
复调，这是来自俄国的文学批评术语，是巴赫金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时提出的概念。它本是一个音乐术语，用于文学指小说中每个人物都可以独立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不受作者主观意识的控制。余华也说“我应该尊重他们的声音，而且他们的声音远比叙述者的声音丰富。”《许三观卖血记》便是复调手法的成功运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声音和性格。许三观是一个生存在底层的农民，苦难的生活锻炼出了他幽默且有些无赖的性格。他想娶许玉兰，就先请人家吃东西，再“秋后算总帐”：“小笼包子两角四分，混沌九分钱，话梅一角，糖果买了两次共计两角三分，西瓜半个有三斤四两花了一角七分，总共八角三分钱……你什么时候嫁给我？
许玉兰则是典型的勤劳而有些泼辣自恋的家庭主妇。“我长得又漂亮，人又能干，往后你身上里里外外的衣服都由我来裁缝了，家里的活也是我的，就是那些重的活，像买米买煤什么的要你干，别的都不会让你插手，我会很心疼你的。”正如许三观所言，一乐像他，二乐像许玉兰，一乐的言行像个十足的男子汉，“爹，你下来歇会儿，喝一壶茶。”“爹，你下来歇会儿，擦一把汗。”二乐则和许玉兰投意“许玉兰和二乐在那里一坐，两个人就会没完没了地说话，一个三十岁的女人和一个八岁的男孩，说起话来就像两个三十岁的女人或是两个八岁的男孩，两个人吃完饭，两个人睡觉前，两个人一起走在街上，两个人经常越说越投机。”余下的人物不再一一举例，总之每个人物都发出了符合自己身份的声音。犹如一支音符交错的变奏曲。
三、主体更孤独，看客更荒唐
孤独与看客是鲁迅与余华都涉及的写作主体和对象，对看客们的深入刻画可以说是始于鲁迅，他批判看客们的麻木与愚钝。但他笔下的看客们仅仅是木讷不作为的旁观者，到了余华，看客们则成了荒唐事件的促进者。
《我没有自己的名字》中“我没有自己的名字，可是我一上街，我的名字比谁都多，他们想叫我什么，我就是什么。他们遇到我时正在打喷嚏，就会叫我喷嚏；他们刚刚从厕所里出来就会叫我擦屁股纸；他们向我招手的时候就叫我过来；挥手时，就叫我滚开……还有老狗，瘦猪什么的，他们怎么叫我，我都答应，因为我没有自己的名字。”傻子来发是孤儿，可怜的生存境遇不但没得到周遭人的同情，反而成了看客们戏弄取乐的对象。茕茕独立于天地间，孤独扑面而来。他渴望被叫名字“来发”，可最后因了一句“来发”，断送了陪他生活两年的小狗的姓名，从此“来发”成了他挥之不去的噩梦，真正没有了自己的名字。《我的胆小如鼠》中描绘了一个扭曲的世界，人人都争相为恶，唯一坚持正义与 善良的杨高被人嘲笑胆小。他因为“胆小”被欺负而发怒，决定“大胆”一回——拿刀去砍吕前进。而这成了宋海、胡强一类看客的笑料和“看资”：“杨高要去把吕前进劈了，你不想去看热闹？”他们你呼我应，不去阻止，反而起哄。正如杨高对吕前进所言“他们都盼着我把你劈了。”在这生活的怪圈中，正常人便无尽孤独，看客们推波助澜，让本可以平息的小事一次次演化为暴力和冲突。这样的看客们更荒唐，更让人不寒而栗。
鲁迅和余华是中国不同时代的两座文学上的丰碑，他们都以极真诚、极理性的态度叙写人物故事，展示社会人生百态。他们让勇气、自尊、同情、怜悯等作家的高尚品质复活，坚持了一个作家应有的道德操守。他们的伟大如同阿Q和许三观等经典人物形象一样，是说不尽的。
参考文献：
[1]鲁迅 ：《野草》. 漓江出版社.
[2]余华：《活着》. 作家出版社，2008年1月版. 2/2 首页 上一页 1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