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在中国古典文论中，对诗歌“味”的探讨和研究由来已久。南朝钟嵘提出了“滋味说”。所谓“滋味”，是指诗歌形象生动鲜明，含蓄蕴藉，意味深长，富于艺术感染力，“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这一说法触及到诗歌创作中如何超越形式层面而追寻更深层的意蕴问题，但其论述仍不够全面。而真正完成这一使命的是唐代的司空图，他在其诗论中提出了“韵味说”，他认为诗歌创作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就是诗歌应传达出“韵外之致”、“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意蕴和境界。对此二人关于诗歌“味”的探讨和比较，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和把握“味”这个古典文论中的诗歌审美范畴。
【关键词】钟嵘 “滋味说” 司空图 “韵味说” 异同
一、 钟嵘之“滋味说”
钟嵘《诗品》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部诗歌理论批评专著，素有“百代诗话之祖”、“诗话之伐山”的美誉，与同时代的《文心雕龙》堪称六朝文学批评史上的双璧。清代的著名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话》中曾对它作过很高的评价：“《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笼罩群言，而《诗品》深从六艺溯流别也。论诗论文而知溯流别，则可以探源经籍，而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矣。此意非后世诗话家所能喻也。”［1］
以“味”论诗是我国传统诗学的重要方法之一。在我国古代诗学理论中，用“味”来说明文学艺术的美感作用，由来已久。在先秦典籍中，“味”就与美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它还不属于纯粹的审美意识的范畴。最早把“味”与艺术和审美联系起来的是孔子，《论语·述而》说：“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此后，随着文学自觉时代的来临以及文学的不断发展，“味”的概念被广泛运用于文艺理论之中，并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特有范畴，得到了普遍的确立和承认。
以“味”论诗始于西晋的陆机。他在《文赋》中说：“或清虚以婉约，每除烦以去滥。阙大羹之遗味，同朱弦之清汜。”南朝刘勰也以“味”论诗，其《明诗》篇说，“张衡《怨》篇，清典可味”。《体性》篇说，杨雄的作品“志隐而味深”；《隐秀》篇说“深文隐蔚,余味曲包”。但是，无论是陆机还是刘勰，都还没有自觉把“味”作为文学批评的主要理论主张。而与刘勰同时代的钟嵘，则是在其《诗品》中自觉而明确地以“味”或“滋味”为标准进行审美鉴赏，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味”这一诗学范畴。
钟嵘在诗歌创作和欣赏理论上提出的“滋味”说，这是他的美感论，也是审美判断的重要标准。
首先，钟嵘认为诗的“滋味”与诗歌的形象特征关系密切。钟嵘说：“五言居文辞之要，是众作有滋味者也。”它之所以有“滋味”其原因就在于“指事造形，论文网穷情写物，最为详切”。“指事造形”是指叙事写景；“穷情写物”是抒情状物。也就是说，五言诗之所以有“滋味”，不仅在于描绘自然景物和各种人事生动逼真，而且诗人还要满怀激情的写景状物，做到情景交融。所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所揭示的问题，不仅是诗歌体裁形式问题，而是关系到诗歌的艺术生命的艺术形象问题。文艺作品的形象愈是生动鲜明，思想感情愈是真挚深厚，就愈有“滋味”。所以钟嵘批评玄言诗说“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平典似道论，建安风力尽矣”。用抽象的道理写诗，既无形象，又缺感情，丧失了艺术形象之美，缺乏美感，自然谈不上有“滋味”了。不仅如此，钟嵘理解的诗歌的艺术美是要“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这才是“诗之至也”。
其次，钟嵘明确将传统的赋、比、兴纳入“滋味”的范畴，不仅改变了赋、比、兴的顺序，赋予它们新意义，而且扩大了“滋味”的内容。钟嵘在《诗品序》中说：“故诗有三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他第一次将“兴”界定为“文已尽而意有余”，强调了“兴”含蓄蕴藉的审美特征。“比”在他看来也不是简单的以此物比彼物的方法，而是要在外物之中“喻志”。
1/3 1 2 3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