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近三十年以来，文坛对于《子夜》以及“子夜模式”一直是悬置态度，而新时期《问苍茫》的出现，被认为是接继“子夜传统”之作，但是其实从作品的创作背景透视两者的文学建构理念，虽然同是对当时社会性质论争的回应，但是却可以看出两者迥异的文学建构理念；从人物塑造方式来看，同样是“子夜范式”影响下的“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的人物塑造，却又鲜明的体现“变”与“不变”的对立以及蕴含在其中对于阶级、社会问题的态度差异。
论文关键词：子夜模式,文学建构理念,人物塑造方式
文学作品往往是对部分现实文学形式的回应，因此从创作背景中我们往往可以看到文学作品进行文学建构的理念。从创作背景来看，两者都诞生于关于社会性质激烈论争的时代。《子夜》创作于上世纪30年代初，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内部关于“中国未来该走向何处”产生了分化：“托派”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将领导中国革命，而革命派则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茅盾选择接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子夜》则是茅盾在以小说的方式阐述他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以民族资产阶级家吴荪甫的最终破产的命运来说明：资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只是一个空想，依靠无产阶级领导工农群众才是中国应走的道路。
《问苍茫》创作的时代也面临着中国社会性质的困惑。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带来了重新认识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时隔半个世纪，曹征路同样需要再次正视到这一关乎中国未来去向的问题，而他的态度从他说过的“有一天我站在大街上，仰视着那些命名为帝、皇、王、豪、霸的巨大建筑物，想象在那里进进出出的各色面孔，忽然心生悲凉，嗟呀长叹。我脚下的这片土地，是170年来中国地火奔突、风云激荡最为惨烈的一块。曾经的岁月血雨腥风，苦难迭出，历史吊诡，沧海横流。大地如此苍茫，今日谁主沉浮？”中就可以看出。同茅盾一样，曹征路选择用小说的方式作出回答——《问苍茫》以深圳一家台资企业的罢工为切入点，揭示了中国当代社会在新的经济形态的推动下不同阶层的现状和矛盾。虽然在最后没有指出一个确定的方向，但是结局揭示了资本主义的难以摆脱的“困境”，足以看出作者对所谓的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持否定态度的。
同样是面临社会性质的芜杂论证下为中国走社会主义性质道路正名，然而在《子夜》中，对于社会主义道路茅盾先生是明确显示了自己坚决支持的态度，而《问苍茫》中，从小说的发展脉络中可以看出作者对于资本主义持反对态度，但在结尾最后并没有给读者一个光明的结局，而是以一种发问的方式。
另一方面，从人物刻画上来看，《子夜》的人物刻画呈现“为了社会而写人，写人为写社会服务”的特点。具体来说，《子夜》中表现的人物命运的悲喜剧不是致力于人生哲学的追问，代写硕士论文而是要表现社会发展的规律以突出其无法超越的非凡力量。《子夜》通过吴荪甫、赵伯韬、杜竹斋等典型人物的塑造，展示的是民族资产阶级中工业资本家、买办资本家、金融资本家的历史命运。诚然，这种以个体性格去反映某一社会群类的共同特性的人物刻画方法能为读者展示复杂宽阔的社会生活画面，然而却也使个人丰富的个性被不同程度地简单化；并且导致了个人对社会的依附，当个人的发展轨迹与社会规律不一致时，甚至会人为地改变人物性格以求与社会环境的一致性。例如茅盾根据瞿秋白“大资本家到愤怒极顶而又绝望时，就要破坏什么，乃至兽性发作”的意见，便给吴荪甫添了一个强奸王妈的情节，违背性格逻辑，又不符合情节发展。《问苍茫》由于继承了《子夜》追求“宏大叙事”的“史诗”思路，同样地，人成了实现描写社会的手段，人物存在明显概念化的倾向。
尽管两部作品都是以刻画典型人物表现“社会主题”，但是在我看来，两部作品在人物刻画上有着“变”与“不变”的对立。具体来讲，《子夜》主要表现人物自始而终不变的性格，而《问苍茫》突出表现在时代潮流裹挟下人物性格的变异。例如，在《子夜》中，使吴荪甫彻底破产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他的姐夫——银行资本家杜竹斋在最后时刻的倒戈，而后者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他的唯利是图的本性；吴荪甫不可不谓是“二十世纪机械工业时代的英雄骑士和‘王子’”但还是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破产。作者之所以做这样“不变”的安排，大抵是用人物“不变”的性格暗示阶级的前途，巧妙地将对“中国未来走向何处”这一问题的回答寓于对人物性格中“不变”部分的描写；与之相反，《问苍茫》则着力于刻画人物性格的“变”，例如《问苍茫》中大学教授成了资本顾问，村长成了董事长……这样的“变”是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相吻合的，人物社会角色的变动其实是在叙写由社会转型带来的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流动重组。
因此，我们既要看到《问苍茫》是新时期“子夜传统”重回公众话语领域之作，又不可将二者笼而统之地将二者归为一类，而造成对不同文学特质的蒙蔽。
参考文献：
[1]曹征路.沧桑阅尽意气平——《问苍茫》创作谈[J].文艺争鸣，20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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