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贝克特的代表作《等待戈多》曾经在欧洲乃至世界剧坛上掀起了一阵狂澜，而贯穿全剧的中心意象“戈多”一直是人们争议的焦点。戈多究竟有何所指，本文认为“戈多”即为“上帝”。但根据基督教的发展历程，不同时期对上帝的理解亦有所区别，剧中幸运儿梦呓般的独白为我们呈现了一位不确定的、内在的、具有个体主观性的上帝形象，更符合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所坚持的“上帝”。克氏的信仰观与他把“自我”理解成一个“综合体”相关，这在幸运儿身上亦得到了体现。幸运儿信仰“上帝”，但又不脱离现实，不断抗争奋斗，最终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带来了希望。而两个流浪汉所等待的那位确定的、具体的、世俗化了的上帝并没有出现，波卓所代表的理性和科学信仰观的破灭，使我们更加坚信了幸运儿的道路：敢于面对荒诞，并投身其中，达到“信仰”，最终成为了自己。这是克尔凯郭尔对人类生存的思考，也是作者在这部作品中的思想体现，表达了作者对人类的终极关怀。
论文关键词：上帝,幸运儿,克尔凯郭尔,信仰
1958年，当该剧在美国上演时，某位导演曾向贝克特询问戈多到底意味着什么？他竟然回答说：“我要是知道，早在戏里说出来了” [ 2 ]。可见戈多具有极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也正因为如此，使得戈多的涵义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对于戈多的理解，总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一是认为戈多代表希望，它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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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丽婷(1983——)，女，回族，江苏扬州人，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07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
某个实指，而是一种抽象、渺茫的精神支柱。二是认为戈多象征死亡，因为死亡是贝克特惯用的主题之一。在他的其它剧作中，如《哑剧》、《啊，美好的日子》等都体现了死亡的主题。三是认为戈多代表自我，20世纪西方社会中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自我丧失的危机感，贝克特在《等待戈多》中试图呼唤自我的回归。四是认为戈多是现实生活中与贝克特相关的某个人。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原文中的“戈多”是由英语（God）和德语中意指“上帝”的单词拼合而成。“等待戈多”即等待上帝的拯救。根据剧中的暗示以及西方上千年的信仰观，本文倾向于最后一种理解，认为戈多即为“上帝”。维特根斯坦认为：生活的意义，亦即世界的意义，我们可以称之为上帝，作为一位父的上帝之符号与此意义相连，而相信上帝即意味着看到，对世界的事实还不能漠然视之，相信上帝意味着生活还有意义。然而根据基督教的发展历程，不同的时期，对上帝的理解亦有所区别。
一
基督教自古希伯来发展到十九世纪已日益趋于世俗化，以致直接成为了社会道德、伦理的一种强大的约束力。上帝在人们心目中是一个确定的、理性的、外在的形象。人们通过向上帝赎罪、祈祷，渴望在死后能够进入天堂，从而达到自我的超越，以减轻对死亡的恐惧。这个意义上的上帝是确定的、外在的形象，正如剧中两位流浪汉爱斯特拉贡和弗拉第米尔所等待的上帝。第一幕刚开场时，爱斯特拉贡和弗拉第米尔有一段关于《圣经》中两个盗贼的讨论。这两个盗贼与耶酥一起被订在了十字架上，而四大福音书中，只有一本提到了这两个盗贼中有一个获救，因为他坚信上帝会救他，而奇怪的是在西方社会中，人们亦普遍只相信这种说法。从爱斯特拉贡和弗拉第米尔的讨论中可看出他们所等待的上帝正是上文所说的世俗化了的、有着相对具体形象的上帝。但是，透过幸运儿的口述，我们似乎看到了另一种上帝形象。第一幕中有一段幸运儿的独白：“恰如普万松和瓦特曼新近公共事业的存在本身所显示的那样一个白胡子的的嘎嘎嘎的上帝本人嘎嘎嘎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确确实实地存在在他神圣的麻木他神圣的疯狂他神圣的失语的高处深深地爱着我们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我们不知道这是为何但他终将会来到并遵循着神圣的米兰达的样子跟人们一起忍受痛苦那些人我们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我们有时间生活在折磨中……”。[ 3 ]这段梦呓般的话语为我们呈现了一位不确定的、内在的、具有个体主观性的上帝形象，更符合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所坚持的“上帝”。
克尔凯郭尔在他的众多哲学著作中认为世俗化了的上帝违背了基督教救世主的本源，他认为上帝是不确定的，具有个体主观性。克氏并不同意上帝对世界的现实性创造及其存在的史实性证明等等教会的说法，他认为上帝是存在的，但其存在的证明是不可上溯、不可推演的，而是靠心的确信，是每个人心中的上帝，即“我心中的上帝”。这种意义上的上帝是作为理想的、完美的自我出现的，是无限的，它即内在又外在于人生。“它的作用不在于提供具体标准，而是给生存提供一种自我超越、自我完善、自我确认的意识，它使自我在使自身向之努力的关系中，进入生存” [ 4 ]。克尔凯郭尔始终把自己当作一个非教会的非比寻常的基督徒，因为他所坚持的并不同于当时教会所说的基督。在《致死的疾病》中，他认为人还有另外一个使命：“它的任务是去成为它自身” [ 5 ]，可见，克氏意义上的基督教“不是一种教条，……基督教是关于人生的消息” [ 6 ]。“把握基督教精神，成为基督教，就是把存在的真理渗透到人生中，使自己的人生成为自己所应该如此的存在” [ 7 ]，于是克氏将信仰、伦理和真理结合起来，总体目标是阐述一个做人的道理。因此，克尔凯郭尔所坚持的“上帝”是一个模糊但具有很强个体主观性的“上帝”，而非剧中两个流浪汉所呈现给我们的那个外在的、具体的众生偶像。
二
克尔凯郭尔的这种信仰观的形成与他对自我结构的理解是紧密相连的，克氏把 “自我”理解成一个“综合体”，是作为起点的自我不断向一个理想的、完善的自我趋向过程中实现的“综合体”。他一方面指出了人在当下的生存中有自我超越性，另一方面又强调这种自我超越不可脱离现实而生存。
克氏的“综合体”在剧中幸运儿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幸运儿信仰“上帝”，但他并没有像教会那样将希望完全寄托于上帝的拯救，他立足于现实，不断抗争、奋斗，努力超越自己。第一幕中有一段泼卓对幸运儿的评价，波卓称幸运儿为阿特拉斯，阿特拉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他反抗宙斯，失败后被罚用头和手擎住天空。波卓在谈及他和幸运儿的往事时，情不自禁地双手抱住了脑袋，开始呻吟起来：“我受不了啦……实在受不了啦……他的所作所为……您都无法知道……真叫可怕……必须让他走人……（他挥舞着胳膊）……我都要疯了……（他倒地，双手抱着脑袋）……我受不了啦……再也受不了啦……” [ 8 ]，之后又带者哭腔说：“以前……他很殷勤……他帮我的忙……他让我开心……他让我变得更好……而现在……他暗杀我……” [ 9 ]，直到幸运儿说出那段看似模糊实则深刻的话语时，也是不顾及波卓、爱斯特拉贡和弗拉第米尔的抗议，挣扎着，嚎叫着念出他的独白。可见，幸运儿并不是一个唯命侍从的奴仆，而更像是一位具有坚定信仰和意志的反抗者。
如此顽强的反抗，终将取得胜利，作者在剧本中亦有所暗示。第一幕中波卓和幸运儿刚上场时，波卓用一根很长的绳子牵着幸运儿的脖子，手持鞭子，赶着他走，等幸运儿走到舞台中央，波卓才刚刚从侧幕旁露面。幸运儿提着很重的行李箱，一条折叠凳，一个食品篮，胳膊下还夹着一件大衣。他们穿过舞台时，波卓看见了弗拉第米尔和爱斯特拉贡，停住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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