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导读:：虽然实证研究表明，宗教信仰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相关性，但中国的宗教状况与近30年的经济增长却挑战了这一命题。为了解释这一现象，论文深入讨论了宗教信仰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和机制。认为中国与西方世界的经济增长都是产权制度转变的结果。由于价值观成为合约的一部分，在推动产权制度转变和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不仅要实现价值观的转变，还要得到信仰的支持。
论文关键词：宗教信仰，经济增长，合约，价值观，中国奇迹
一、问题的提出
自从马克斯·韦伯（1906）提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命题以来，关于宗教信仰是否影响经济增长的讨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今天，这一讨论热潮已经从宗教研究进一步扩散到经济学领域，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和分析工具也被用于检验这一命题。只不过这些早期研究所关注的大多是欧美国家，对于中国的深入讨论并不多。
然而，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急剧转型对韦伯命题提出了挑战。联系到更早一些时候其他亚洲国家的崛起，必须重新在东方世界思考宗教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毕竟，东亚地区是一个儒学化世界或儒学世界，在“后儒学价值 （post-Confucian values）”影响之下的现代东亚的社会发展是如此地别具一格，以致有些学者将其称为“工业资本主义的第二种情形”或“东亚现代性”。另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新教伦理在中国和亚洲地区的信奉者毕竟是少数，特别是对于中国而言，经济增长在开始之时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基本上没有公开存在。即使在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杨凤岗教授等人（2006）的研究表明，“总结起来，我们可以说，我们的调查研究基本上支持韦伯的论题。就是说，当代中国基督教伦理和现代理性市场经济制度的精神是相符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基督徒在中国还是个很小的少数人群体。因此，基督徒伦理的社会影响还是非常有限的，而且是被当前的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政策和法规而人为地加以限制的。”
那么，是不是说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出现就完全否定了韦伯命题，拒绝了宗教影响经济增长的假说？解答这一问题需要在两个方面作出努力，一方面是要超越具体的宗教形态，从信仰（faith）、精神（spirituality）和价值观（values）的特征上来理解宗教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在借鉴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探索出宗教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渠道和机制。前者要求我们跳出新教伦理的框架，考察多种宗教（包括有争议的儒教（家）在内）以及受其影响的意识形态、伦理道德的重大作用。后者则要求结合中国实践，放弃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增长理论的局限，从制度变革的角度来理解经济增长，并将宗教等“无形”因素纳入分析框架。
基于上述认识，在本文第二节对已有的文献进行了回顾，简要描述了理论观点和实证结果；第三节进一步总结评析了宗教信仰影响经济增长的多种可能机制；第四节从合约结构的角度提出了一个统一的解释框架；第五节应用该分析框架对中国及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现象进行了初步解释。第六节是结论和展望。
二、文献回顾
用最简要的话来说，马克斯·韦伯（2002，第174页）的基本论点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虽然韦伯的思想要比这一论断丰富得多。但这一突出的观点却引致了一系列的争论，核心是对该命题进行检验并得出真伪的结论。
历史研究基本上否定了韦伯的论点。R·H·托尼（2066)对中世纪经济发展与新教转变的叙述表明，几乎所有韦伯所强调的资本主义制度都先于新教改革而存在，而韦伯却把宗教改革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原因。萨缪尔森（1993）进一步发现，早期的新教神学家对经济事务并没有特别的兴趣，他们似乎对市场也缺乏了解。与其天主教的同事一样，他们对信用和利息的认识并不清晰。最后，萨缪尔森反驳了韦伯对欧洲经济史所作的程式化的解释，他表明，在韦伯所引用的区域，经济进步与宗教并无联系，或者在时间上与韦伯的论点不相符，或者与韦伯所提出的格局正好相反。Delacroix（1992）通过对欧洲的新教和天主教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对比发现，没有证据表明一方强于另一方。Delacroix（1995合约，p.126）还观察到的：“阿姆斯特丹的财富集中在天主教的家里；在经济上比较先进的德国莱茵河地区，天主教比新教更盛行；全部为天主教的比利时是第二个工业化的国家，比新教国家早了六年多。”
尽管有上述的反证存在，经济学家还是尝试着寻找各国宗教信仰与其经济增长状况之间的联系。从这一视角出发，宗教活动和信念被看作是非独立的或外生变量，研究者集中考察宗教活动和信念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历史研究方法有所不同，经济学将检验的对象确定为现在的世界各国，所利用的工具主要是价值观调查和计量分析。这样做，好处是解决了数据获取问题，但只是在后果上显示了宗教差异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并不能回答在资本主义兴起时宗教的作用如何。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和韦恩·贝克（Ronald Inglehart and WayneBaker, 2000），运用“世界价值观调查”的结果描绘了一幅“全球文化地图”，从中发现宗教传统对所研究的65个社会的当代价值观体系有持久的影响，在基督教新教、天主教、拉丁美洲、儒学、非洲和东正教这几个不同的文化区域内的各社会有着相似的价值观。将价值观地图与经济发展地图重叠起来，则可以发现富国的价值观体系系统地不同于穷国的价值观体系。例如，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之间有很大的相关关系。
另一个著名的实证研究是由巴罗和麦克拉瑞（Barroand McCleary 2002）所完成的。他们利用跨国数据研究了宗教参与率和信念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相信地狱的人数的比例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参加教堂活动人数的比例越高，经济增长越缓慢，这个趋势非常明显。其结论是：宗教信仰正相关于经济增长且负相关于宗教参与率。他们的解释是，宗教本质上是一个类似于俱乐部的共同体。如果一种宗教能够在人的心理或性格上产生积极的作用，使人们能够更加努力地工作，提高劳动效率，那么这种宗教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然而，在一定的信仰程度下，过于频繁地去教堂做礼拜对经济发展反而越不利，因为过多投入资源在宗教活动中，产出即信仰的虔诚程度却没有改变，那么对经济的投入就有限制，所以是不利的期刊网。
Esa Mangeloja（2005）的研究应用了时间序列数据，面板估计方法以及将分析范围扩展到单个国家层面（利用8个OECD国家的数据）重新检验巴罗和麦克拉瑞的研究。面板估计结果发现支持“强有力的宗教信仰对经济增长具有正面影响”的观点。具体来说，在一些具有很强宗教基础的国家（如美国、西班牙、芬兰），宗教信念和宗教参与率变量看上去支持巴罗等人的假说，即宗教信仰对经济增长有正面影响，但宗教参与率对经济增长却有负面影响。然而，这一研究并未能发现广泛支持“宗教生产效率”观念的证据。
总之，按照Iannaccone, L.R. (1998)的评论来说，宗教影响经济行为被发现是基础性的重大而且显著地满意。虽然这些发现对于评判韦伯命题并无直接的意义，但却在更广泛的领域上提出了宗教是否影响经济增长以及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问题。
三、进一步探讨：机制何在？
即使我们能够确认宗教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这还不够，重要的是揭示出宗教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渠道和机制。事实上，许多经济学家都注意到了宗教信仰对经济增长的多方面影响。阿瑟·刘易斯（1983，第28页）将影响经济增长的态度分为两类，一是人们对财富的态度，二是人们对取得财富所需作出的努力的态度，即工作态度，他认为人们的不同态度往往与宗教信仰的不同有关。最突出的例子是印度教对待圣牛的态度。冈纳·缪尔达尔（2001，第42页）认为，“从现代化理想的角度看，所需要的仅仅是消除非理性信仰及有关价值观的形成基础。”但是当宗教成为这一信仰和价值观的一部分时，就需要对它进行改革。而南亚各国的事实是，没有一个国家攻击宗教，因为宗教成为整个生活与工作方式的感情容器，通过宗教约束，宗教又使它对变革具有刚性和抗性。阿马蒂亚·森（2002，第61页）也认为，“事实上，资本主义经济的高效率运行依赖于强有力的价值观和规范系统。” 这些论述表明，经济学家是将价值观和态度作为传输渠道，从而分析宗教对经济增长影响的。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基本上都借鉴了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增长理论，集中从生产要素的角度来看来宗教因素。所隐含的机制是：宗教并不能够直接影响经济增长，但是可以通过影响那些生产要素从而间接地约束或促进经济增长。这些生产要素通常而言主要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制度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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