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说书是一种带有群众性的文娱活动，为人民大众所喜爱，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它的发展历程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本文试图从说书的源起、发展以及意义略作论述。
论文关键词：说书,源起,发展
说书曲艺是一种群众性的文娱活动，是以广大人民群众为听众对象的，为迎合人民群众的品味，说书艺人往往会选择符合人们口味的内容。人们喜欢听的是那些与自己生活比较贴近或与自己向往的比较相近的内容，比如：广为流传的水浒传、三国演义、岳飞传、西厢记等，而至于那些劝忠教孝，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统治阶级所宣扬的的东西，人民是不会喜欢的，这是封建国家的统治者所不喜欢的，他们往往采取各种措施加以压制，因此，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关于说书资料的记载少的可怜。但是，说书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先秦时已有说唱形式的雏形。关于它的源起，现在能找到的最早的记载是《墨子·耕柱》篇里有这样一句话：“能谈辨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11](p107)可是，墨子的记录并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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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二梅（1982-），女，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定指的就是现在所指的说唱形式的说书；刘向亦曾有关于说书的相关记录：“古
者妇人妊子，寝不侧，坐不边，立不踝，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视与邪色耳不听与淫声。夜则令瞽诵诗，道正事。如此则生子形容端正，才得必过人矣。”[10]（p9）这是一篇叙述周氏三母（太姜、太任、太姒）中的太任怀孕期间严守胎教的情形，说明早在周初已有瞽人说书。到唐朝时期，说书曲艺已非常普遍，并且在当时已有两种说书形式并行发展，一种为与佛教有关的俗讲。唐朝时期佛教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寺院林立，寺院里僧人通俗化讲经成为一时之风气，历史上把这种通俗化讲经称为俗讲，这种俗讲几乎是当时市民阶层最普遍的娱乐形式，这可以从现在发现的敦煌变文中得到佐证。除此之外，唐朝还存在另外一种说书形式——民间讲唱或说书，即真正意义上的民间说书形式，由于受寺院讲宗教故事的影响，民间讲市俗故事迅速发展，鲁迅在其《中国小说史略》中引到“李商隐《骄儿诗》（集一）云：‘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四《贬误篇》）有云：‘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观杂戏，有市人小说，呼扁鹊作褊鹊字，上声…’”,[5](p73)鲁迅先生的引述讲的应该就是这种形式，并且，我们还可以看出：当时似乎已有人把说三国故事作为说书的题材了。另据诗人元稹在其《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诗》里亦记载：“又尝于新昌宅（听）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已，尤未毕词也”，[9](p31)“一枝花”指的是唐长安城娼女李娃的旧名，当时民间把李娃与郑元和的故事作为佳话流传，可见，唐朝时期，民间故事已成为说书的题材之一。继承唐朝的发展历程，说书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两种形式，一种是供“帝王修养之资”；即专供上流社会修生养性的一种娱乐形式；另一种是流传于民间，供广大民众在茶余饭后消遣时间的娱乐形式。关于前者出现的时间，从上面的叙述可以得知，早在周朝时已经存在了，唐朝时期以僧人讲经的形式存在，据袁枚随园随笔记载：“宋金元皆有崇殿说书之官，共职有类经筵讲官，而秩稍卑…”[3](p1)说明在宋金元时期,说书这种曲艺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并且设有专门的职能部门进行组织管理,虽然在当时,这种官职比较卑微,但至少说明:说书已成为上层人物娱乐的形式之一，它在国家统治中获得了一席之地。说书亦得到清朝统治阶级的青睐，据记载：“石汉供称…我于太宗皇帝陛下说书六年…”[2](p135)说明皇太极有专门的说书艺人石汉；关于后者出现的时间，没有确切的记载，现在能找到的最早记录应该就是上文中鲁迅先生的引述，但是，这种说法也遭到了质疑，正如：《说书小史》中写到：“唐人固可说三国，安知汉人不说春秋战国故事哉?”是的，唐人可以说三国故事，那么汉人完全可以说春秋战国故事，秦人也可以说远古时代的故事呀！现在我们只能说唐朝时民间说书已非常普遍了，至于它兴起于何时，也许很早。随着时代的发展，到宋时，说书曲艺已非常滥觞。纷繁战乱的五代十国结束后，中国历史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北宋统治时期，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所以，北宋初期，天下太平，人民生活安逸，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是当时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物质基础是精神生活的保证，相对安逸的物质生活，促使人们去寻求更高一级的精神文化生活。所以，北宋时期，听书成为人们闲暇时间娱乐的一种形式，应人们的要求，说书曲艺亦得到了发展。说书曲艺在初期时只是某些人谋生的手段，后随着发展，出现了许多职业艺人，据孟元老记载北宋时在汴京的职业艺人有：①讲史：孙宽、孙十五、会武党、高恕、李孝详；②小说：李慥、杨中立、张十一、徐明、赵世亨、贾九；③说诨话：张山人；④说三分：霍四究；⑤五代史：尹常卖[4]而且当时,说书曲艺的演艺和其他流行技艺一样在勾栏瓦斯进行。在说书内容上说，宋代时期，以说三分为主要内容的讲史类说书非常流行，几乎街里坊巷都有这种说书，据东坡（《志林》六）云：“王彭尝云，途巷中小儿薄劣，为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5]（p88）又有高承记载：“仁宗时，市人有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节，作影人，始为魏、吴、蜀三分战争之象。”[5](p34)待到蒙元建立，为压迫汉民族的反抗，统治阶级推行民族压迫政策，对于群众性的活动更是严禁举行，但是，事与愿违，统治阶级逾是迫害，民间反抗愈强烈，群众性的宣传活动愈活跃，民间说书还是得到了应有的发展，所以，宋元时期,在古典文学领域里存在着大量的用口语写定的话本,这些话本是民间艺人用于说唱的底本,其可分为小说类,讲史书类,说经、说参请类等，它们反映了社会的现实，记录了古代传说，有些话本和民间故事流传至今，可谓是人类历史的活化石。到了明代，统治阶级对说书技艺的态度一如既往（元代），但是，历史的潮流靠人力是无法阻止的，明代民间说书技艺继承了元代固有的说书技艺，而且更加发扬光大，明代民间喜欢说历史平话及当朝帝王开国事迹和社会流传的新闻，这些为我国古典小说的编写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素材，我国现存的许多古典小说就是在当时编定的。清军入关以后，对汉族人民的生活造成了极大地痛苦，也引起了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统治阶级为维护统治，一方面，采取压迫汉族人民反抗的政策；另一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有利于政治经济发展的政策。经济的繁荣发展，为市民阶层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平台，尤其到了所谓的“康乾盛世”时期，市民阶层日益发展壮大，各种曲艺文娱活动亦以新型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说书这一技艺亦是如此。曹风渔在《百余年来苏州市书场设置概况》中描述江南苏州说书场面：“自道光年间至80年代，市区先后开办过的大小书场总和为190家。…”[6](p153)清代说书，除了有满族子弟独有的特殊的说书外，全国各地都有发展，在不同的方言基础上继承和创新了多种多样的说唱形式。比如大家所熟知的陕北说书就是其一。据清代《榆林府志·文艺志》里有记载：“康熙九年，刘第说传奇，颇靡靡可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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