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时间上，苏童把历史置换为一种“非历史”的因素：时间非常模糊。文中出现的“刀币”、“信桃君”、“衡明君”似乎映射故事发生在战国时期，但又无法确定。空间上，苏童只给出了一个从南到北的大概方向，“翻过那些山岗，一直向北，穿越七郡十八县，便能走到大燕岭去”。但这种时空的剥离又不是完全的剥离，岂梁修长城的大燕岭，恰恰印证了敦煌残卷中的记载“孟姜女，杞梁妻，一去燕山更不归”的燕山；那个“死了三天，臭鱼烂虾也掩盖不了他尸臭”的国王，在历史中似乎也只有秦始皇。但《碧奴》中的秦始皇在一出场就死了，和碧奴没有任何交集，这和孟姜女哭长城里的秦始皇又是不同的。
此外，苏童还建构了一批符号化的人物形象：供贵族狩猎骑射的鹿人和马人，是动物化了的人。连主人翁碧奴都似乎是一个寓言式的精神符号，一只灌满了泪水的葫芦。这些形象的设计使整个故事富于魔幻色彩，让读者无法确定故事发生的准确时间和地点。
四．人性的回归
小说中，爱情是碧奴千里寻夫的唯一理由。岂梁是桑树，碧奴是葫芦，葫芦藤是要缠绕着桑树的，“岂梁不在了，什么都不在了”。岂梁到大燕岭去了,她的灵魂也被带走了,她要千里寻夫,把自己丢失的魂找回来。与其说碧奴寻找的是岂梁,不如说她寻找的是自己的灵魂,她要找回这个灵魂来补全一个现实中残缺的身体。而孟姜女哭长城传说的讲述则是出于对贵族阶层的礼制、礼仪文化传统颂扬——杞梁妻拒绝郊吊；后来演变成范喜良逃役，新婚被抓，孟姜女千里寻夫，突出的依然的封建礼制下的贞女形象，都是与人性无关。
《碧奴》中的主人公所处的环境是一个生活在现代化心理下的古代生活模式，人们大都是自私与冷漠的，人与人之间互相倾轧。为了生存，他们抛弃自尊，甘当鹿人供人射猎，出卖眼泪以谋生计……。对于千里寻夫的柔弱女子碧奴，他们给予的是唾弃，诅咒和欺凌，以不同的方式伤害她。在漫无边际的苦难中，“哭泣是她唯一的生存方式与反抗方式，是她不至于崩溃的唯一抚慰剂，哭泣维系着她的尊严，也是她刺向世界的武器。”在碧奴的哭泣中，周围的人开始短暂的人性复苏：鹿人的“思乡病”、五谷城里人们的忏悔……
在北上的途中碧奴所遇到的一些善良的人：那个语言冷漠但心存同情的驴车夫、不愿连累碧奴的刺客少器、十三里铺善良的农妇……，他们都是冷漠社会中人性的表现。大燕岭是一个神圣的所在，随着距离大燕岭越来越近，碧奴神性的逐渐增加，碧奴眼泪所带来的人性的光辉也越来越大，周围的人也越来越人性化一些。由此可见，碧奴千里寻夫，寻找的不仅是自我的灵魂，也是对人类的灵魂——人性的追寻。
五．结论
苏童的创作，在80年代一直被批评家和当代文学史家视为“先锋派”的力作，后来又普遍认为他90年代以后的创作是“新历史主义”的代表和“新现实主义”的表率。而通过上文的分析，笔者发现《碧奴》的叙事借用了很多后现代主义的叙事手法。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可·杰拇逊教授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概括了后现代主义文艺的四个基本审美特征：主体消失、深度消失、历史感消失、距离消失。《碧奴》的故事虽然主人翁是碧奴，但叙事主体是没有的，整个小说像一篇旁白，又像一个梦境。在小说中作者也没有设定什么特定的教育目的或者理性目的，碧奴的出发本来就具有疯魔的表征。所有的经历也都奇幻而不近真实，故事发生的时空都被陌生化处理。而对于碧奴，苏童感慨“：我试图递给那女子一根绳子，让那绳子穿越两千年时空，让那女子牵着我走，我和她一样，我也要到长城去！”，这样在叙事上就使《碧奴》讲述的距离感消失。综上所述，在《碧奴》一书中，苏童运用后现代的叙事手法，通过对故事情节的解构、人物形象的身份重设、时空的陌生化和对人性的追求，完成了对孟姜女传说的颠覆，重新建构了一个碧奴神话。 3/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