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在《奥利安娜》中。原有的有序性、整体性被片段性、零乱性、分裂性取代。语言和权力的解构。
论文关键词：《奥利安娜》，后现代不确定性，分裂性，解构
在当代美国戏剧史上，大卫·马梅特是一个强有力又不可忽视的声音。自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美国戏剧界崭露头角后，他的作品曾经获得纽约剧评奖、美国戏剧托尼奖、普利策戏剧奖。“他被公认为不仅是同辈作家中最具原创性和重要性的人物之一，同时在美国戏剧史上可与尤金·奥尼尔、田纳西·威廉姆斯、阿瑟·米勒、爱德华·阿尔比、萨姆·谢泼德齐名。”
《奥利安娜》是马梅特20世纪90年代最具争议性的代表作之一。他创作该剧时，正处于美国最有名的“托马斯—希尔性骚扰案”的审理阶段。因此，《奥利安娜》的问世又掀起了美国社会关于性骚扰、政治正确性、种族、女权的激烈讨论。有的学者认为，马梅特单纯地描写了性别关系和性骚扰等社会话题。也有的学者认为，该剧讽刺了学术圈里滥用权力的现象。此外，众多女权主义者指责马梅特塑造的卡罗尔女性形象偏离了观众。上述解读受到了当时特定社会环境的影响，或多或少地围绕贯穿始终的主题、一成不变的人物形象、熟悉的情节结构展开。当把这部作品放在更大的背景下不难发现，剧中两位主人公对教育意义的困惑、惊人的语言倒置和角色转换、缺失的权力机构（如支持约翰的任职委员会、支持卡罗尔的女权主义组织）、模糊不定的身体接触等描述隐含着更为深刻的意义。笔者认为在伊哈布·哈桑关于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性、分裂性和解构的特征理论的关照下解读《奥利安娜》会给我们带来全新的视角。
一．教育意义的主题不确定性
追求真理、本质、确定性是人类认识史的一个基本主题。众多的哲学家都是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但是这种情况在人类进入20世纪以后发生了变化。由最初尼采的上帝已死的观念到60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人们逐渐反省人类追求终极真理的正误。美国当代文学批评家伊哈布·哈桑从60年代起对后现代主义进行了逐步深入的专题研究。在哈桑看来，后现代主义的所有特点是从相反方向对抗现代主义特征的：达达主义、反形式（分裂的、开放的）、游戏、偶然、无序、无言、即兴表演、参与、反创造、解构、对立、缺席、分散、互文性、修辞学、句法、平行关系、转喻、混合、表层、反阐释、误解、能指、反叙事、裨史、踪迹、反讽、不确定性、内在性。这些特征对一切秩序进行了消解，使社会处于一种动荡的否定和怀疑中。
哈桑把后现代主义的第一个本质特点归结为“不确定性”。 “所谓不确定性，或更确切得说，多种不确定性，我指的是这种概念共同描述的一种综合所指：含混、间歇性、异端邪说、多元论、随意性、反叛性、反常变态以及畸形变形”。在哈桑看来后现代不确定性，现代社会出现了一种全面的、根本的转折。整个西方的话语领域，从社会政治、认识体系到个人的精神和心理等方面，各种现存的概念和价值观都发生了动摇和疑问。这种不确定性也渗透到了后现代社会人们的行动和思想中，在文学领域，作家和作品也逐步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在《奥利安娜》中，这种不确定性集中体现在教授约翰、学生卡罗尔对教育的不同观点上。
马梅特在剧本开始，就展现了两人之间的差别。首先约翰想打破传统的师生关系，突破权威型老师和被动型学生的压制性关系，希望和学生建立一种积极的、合作的关系，他甚至写过一本书表达了这种想法小论文。约翰对教育的理解是建立在个人的生活经历基础上。他告诉卡罗尔自己学生时代也曾不及格过，“我恨学习，恨老师，恨每一个处在上司地位的人。因为我知道，如果你不介意我这么说，我知道自己会不及格”。为了突出自己的真实性，约翰把自己即将成为终身教授的事情托盘而出。大学的任职委员会将投票决定，但是他认为，任职委员会是一个白痴般的教育系统。亲身经历让约翰从没有人性、客观实在的教育里解放出来，所以约翰无视大学的测试，对卡罗尔说，“你的成绩是A。把考试忘记吧。”而卡罗尔坚持大学教育是有规则的，不能随意破坏。约翰打消了她的疑虑，“课堂里就你和我，我们不会告诉其他人”。此时的约翰推翻了传统的师生之间的关系，他想借助自身的权力无视教育测试，试图通过自身经历引起卡罗尔的共鸣，引导学生对现代教育制度形成自己的看法。在此过程中，约翰强调了个人的作用高于学院教育。在处理和卡罗尔的关系时，约翰坚信自己处于上风，能够启发卡罗尔。
然而，卡罗尔来自于不同的社会背景、经济状况也不同，她和众多学生通过艰苦努力才上了大学。她无法理解约翰撰写的书本的内涵。她在论文里写道：“我认为这本著作里的观点，表达了作者想表达的看法”。这种说法对约翰的书乃至整个学术话语做出准确的描述———作者的著作和学术话语都带有明显的一己之见。一边高唱学生为中心，课堂上的实际教学却是彻彻底底的老师为中心约翰却未能打破自身的局限。约翰忽略了她作为学生的心态，谈话中充满高深莫测的概念和规则，时不时地打断卡罗尔。他一面鼓励卡罗尔表达她对教育的看法，一面又不停的看表后现代不确定性，表现出急躁。他认为“教育是冗长、迷惑人的机制”，而当卡罗尔一针见血地说道，“如果教育像你说的那么糟糕，为什么你还要从事这一行呢？”约翰的回复是，“我从事教育，因为我爱教育”。约翰的回答前后矛盾，攻击大学教育无用的同时爱着这行。马梅特借用约翰和卡罗尔之间的师生关系，阐述对大学教育功能的不同看法。这是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呈现出来的，无法进行沟通和交融，没有确定和统一的概念。
二．人物形象和人物心理的片段性
约翰一面高呼热爱教育，一面却又痛恨教育。他有着被教育压迫的亲身经历，却也在成年后享受着教育带来的福利。这种双面的人格，或是圆滑，或是成熟。马梅特展现给众人的是一个飘忽不定，基于个人经历侃侃而谈的大学教授，一个游离在传统教学和现代教育之间的傀儡。哪一个是真正的他？马梅特把这个问题留给了每一个去看戏剧的人。自我、主体是近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核心话语。与传统的自我相比，“后现代主义消解了传统的自我，鼓动自我抹煞。一种骗人的直率，没有摘要约翰同意从他的教学计划中删除某些课文，包括他写的书，她就会放弃控告，勃然大怒的约翰失控地举起了椅子砸向卡罗尔。
这部戏剧留给观众和评论家最大的困惑，就是约翰把手臂放在卡罗尔双肩上的动作。这个动作是否是约翰真的想侵犯卡罗尔？还是真的想安慰她？卡罗尔正是基于这个零乱性或者片段性的动作，推断出约翰对她进行性骚扰。“后现代主义声称要持存的只是片段，他们反对任何整体化的尝试。他们喜欢随意地组合、拼凑或割裂文本”。卡罗尔就是视世界由片段组成的，但是片段之和构成不了一个整体。这种模糊性和没有整体性的动作，导致了观众和评论家的激烈反应。而卡罗尔为什么这样做，文中似乎没有给出定论。但是能看到的是卡罗尔自身的语言缺陷影响了她和老师之间的沟通。在第一幕中，卡罗尔讲话犹犹豫豫、吞吞吐吐、停顿、词不达意，甚至一句话都很难表达清楚。她理解不了约翰指定阅读的书目，抓不住课堂讨论的重点。可以推测，卡罗尔的语言能力的确有限。但是，作为大学教授，约翰的语言表达能力很强。他时而打断卡罗尔，或者把她未讲完的话补充完整，无意中把卡罗尔逼到边缘。她的精神压力和敏感可想而知，她容易抓住一个片段去尝试后现代不确定性，割断整件事情的联系。正如哈桑所说，他们“会求助于悖论、反依据、反批评、破碎性的开放性、未整版的空白边缘”。然而在第二幕中，卡罗尔语言表达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她得到了女性“团体”的支持，控诉约翰对其性骚扰。约翰试图阻止，便抓住她的胳膊，希望能继续和她商量。卡罗尔被他的行为吓得尖叫起来，挣脱了约翰的双手。至此，性骚扰升级为强奸未遂，有人说是卡罗尔陷害了他，有人则为卡罗尔抱不平。此时，手搭双肩、抓胳膊的片段没有像整个整体或中心聚集，两人之间的对立更加明显，原有的有序性、整体性被片段性、零乱性、分裂性取代。
三．语言和权力的解构
马梅特的语言具有日常生活和街头话语的节奏和风格，简洁明快小论文。他擅长使用叠句或重复句来制造戏剧效果。人物对话像串起来的语言碎片，缺乏流畅性，常常伴随着结巴、断续、零乱，令人感到生涩难懂。但是他正是凭此手法来表现人物特有的思维方式。比起流利清晰的对话，这种对话更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也能更好地塑造人物表面拙于表达、内心丰富敏感的立体形象。在《奥利安娜》中，这种语言现象随处可见。在首次见面时，约翰仗着语言上的优越性常常打断表达欠佳的卡罗尔，让卡罗尔身处崩溃的边缘。第二幕中，卡罗尔成长为一个语言流畅、强势而又得到女权主义组织支持的权力型人物。相反的是，约翰成了女权主义眼中父权制的代表人物，他的语言优势逐渐丧失。第三幕中，双方围绕性骚扰展开了唇枪舌剑的辩论。精彩之处在于双方对簿公堂后经历的语言倒置，而语言力量的变化引起了两人权力关系的变化。两个人之间的角色彻底转换：约翰成了学生，卡罗尔则变成了老师。她拿出了一份禁书单, 其中包括了约翰的书。尽管约翰试图运用教师的职业优势和道德说教唤起她的同情, 让她放弃指控, 但卡罗尔丝毫不为所动。约翰在话语权的掌控上节节败退，语言表述不清，无奈之下破口大骂。最后，他举起椅子想砸卡罗尔的行为足以体现他已经丧失了语言的优势。
面对约翰的暴力，卡罗尔回答“是的。那是对的。(目光离开他的身上，低下头，对自己说：)…是的，那是对的”这句话看起来是肯定的回答，但是她要肯定的什么？肯定自己的控诉是对的？还是另有所指？卡罗尔的目光离开约翰，低头对自己说的动作意味着她认识到她对约翰的惩罚是值得的后现代不确定性，因为她启发了他。但是这个非原则化、非中心化的动作和言语，颠覆了传统的封闭式结局。马梅特并未给出确定的答案。读者如果支持约翰，认为卡罗尔是一个十足的婊子，那么他们是在为具有比喻性的身体攻击行为鼓掌。如果有人站在卡罗尔一边，那么他们是在为一个受伤但是摧毁别人职业生涯的女性鼓掌。马梅特曾就《奥利安娜》的主人公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两个人既有很多话想对彼此说，又有对彼此的合法的喜爱”。《奥利安娜》这种模棱两可的语言游戏，消解了权力语言，把语言看成一场游戏，撇开了严肃正经的政治正确性。这种开放式、令人称奇的结尾，“不再是围绕一种特定的主题、中心、原则或秩序面进行的活动，成一种随意的性的游戏性的没有终极目标的活动”。
马梅特的《奥利安娜》以当代美国教育制度为背景，利用性骚扰为主线，探讨了在后现代主义的背景下性别关系、权力关系、语言力量等等，马梅特通过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困境，展现了后现代主义下人们思想和活动的不确定性，渴望交流和权力支配。但是整体性和权力中心随着剧中主人公的较量逐渐被消解，此剧颠覆了传统的人际关系，导致角色转换、语言力量中心的变化，直至演变为片段和非中心化。
参考文献：
[1]ChristopherBigsby.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avid Mamet.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2]David Mamet. Oleanna. New York: DramatistsPlay Services Inc,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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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力勇.“话语场中的权力之争--《奥利安娜》主题解读”。《国外文学》2006年第一期，第102-108页.
[5]张国清.中心于边缘——后现代主义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6]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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