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辛亥革命百年后的疑惑。只有人们在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和思维习惯上认可。宗教信仰和特定的政治经济制度综合形成了精神有机体。
论文关键词：辛亥革命，宗教信仰，精神有机体，成本-收益分析
一、辛亥革命百年后的疑惑
当有关辛亥革命的事实和细节呈现得越来越清晰地同时，理论研究的追问也就越加宽广、越加深刻。例如，为什么辛亥革命所掀起的社会变动波澜在中国一直没有停止下来？革命是“成功”了，但革命百年后连续发生了“袁世凯称帝”、“清帝复辟”、“军阀混战”、“新文化运动”、“北伐”、“抗战”、“内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一连串事件。这一连串的大事件此起彼伏，环环相扣，转折盘旋，层层推进，看似不断推陈出新，实则都与辛亥革命这一起点紧密关联，所宣称的宗旨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跳出一九一一年时的革命口号。站在百年后的今天，我们需要思考为什么辛亥革命能够在很短时间内推翻一个旧王朝，却无法尽快建立起一个新国度？
笔者意识到在制度转型中重建社会结构的重要性，但此种转变绝非战争或立法可以一蹴而就。只有人们在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和思维习惯上认可，制度和社会结构才能得到比较好的遵行，一个社会的形态才能够稳定下来。这是因为任何一个社会形态都是一个精神的有机体，即其权利安排、个人行为与所信奉的宗教教义、伦理道德相互契合，一旦权利安排与个人行为发生重大变动后，就需要得到信仰与道德上的重新认可。只有当信仰上的原则与现实中的规则相辅相成时，社会才会趋于稳定。事实上，在马克斯·韦伯所勾画的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哲学论文，尤其在初组成时，必定有一种共通的思想和伦理的系统，才能协定全体成员之行动，作为立法的基础，否则每个人各行其是，则纵使有优良的立法也无从强迫执行。[2]
具体到辛亥革命百年来的中国，其过程虽然纷繁复杂，但在本质上同样是一个将传统社会这一精神共同体分解后的重建过程。百年之后，再来审视信仰与制度的破裂、磨砺与结合，则可以清晰地发现这条贯穿始终的历史脉络。
二、竞争规则转变与信仰更新
从经济学原理出发，资源的稀缺性与人类欲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永远存在。面对稀缺的资源，竞争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所不同地是，竞争的规则和获胜准则会在不同时代逐步演变得差异巨大。这些竞争规则和获胜准则决定了最终谁应该付出什么，谁应该获得资源的使用权。
在人类争夺资源的过程中，竞争规则是多种多样的，所依据的获胜准则也就随之变化。竞争规则或获胜准则表现为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安排，最终具体化为特定的法律、法规、政策、命令等具体制度，规范和制约着人们的行为。在不同时期，暴力、贡献、身份、阶级、职业、种族、职务、金钱都曾作为竞争的规则和获胜准则而存在。例如，在传统社会中，贵族、平民、奴隶的不同出身决定了这些人所能获得的社会资源；在市场经济中，“价高者得”的规则意味着自由交易和金钱数量成为竞争的关键论文格式模板。所谓现代化的进程，表现在竞争规则上核心就是由传统社会中的“贵贱有别”转变为“生而平等”，表现在获胜准则上则由传统社会的身份地位为主转变为在经济上以钞票数量、政治上以选票数量为准则。
虽然经济学家对于大部分竞争规则的资源配置效果进行过深入研究，史学家也对人类社会竞争规则的演变进行过详细描述，但对于这些竞争规则的认同、变动及其重构还缺少系统分析。其原因在于，大部分研究者都忽视了宗教信仰及其所衍生的伦理道德对于竞争规则形成和演进的重要性。[3]在充分考虑到宗教信仰及其所衍生的伦理道德的作用后，本文提出一个分析框架：为了获得更高收益，降低实施代价，特定的竞争规则和获胜准则需要被大部分人所认同。宗教的作用在于提供了一个更加神圣的目标，将特定竞争规则和获胜准则赋予精神上的解释，使人们能够接受和认同自己的阶级、职能和收益状况。宗教信仰和特定的政治经济制度综合形成了精神有机体，社会才可能得以存在。当竞争态势发生变化或者收益变化要求改变竞争规则和获胜准则时，社会变革就会发生。当一个社会的精神有机体被革命瓦解后，新的宗教信仰并不能够迅速适应竞争规则和获胜准则的转变而建立起来，只有经过一个较为漫长的时期，新的精神有机体才随着新的宗教信仰得以确立。
为什么所有竞争规则和获胜准则都需要有特定宗教信仰的认同，并形成一个精神有机体？其原因可能有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基于人的需求。人的需求是无穷尽和多层次的，再丰富的现实物质世界也无法满足人们更高层次和更深刻的需求。说到底，人类是精神存在物哲学论文，需要一个更加超越性的目标，需要一个精神性的解释，需要生存在精神有机体之中。例如，再多的金钱也无法买来长生不老，甚至也买不了幸福和快乐，买不来友谊和爱情，买不了信任和真诚。但这些东西恰恰是每个人都热切盼望的，愿意毕生追求的。只有宗教才能满足或者允诺满足人们的这些需求。
另一方面是维持秩序者认识到宗教具有降低规则实施费用的作用，并有意识地加以利用。虽然每个时代都有自认为最公平的竞争规则和获胜准则，但实际上任何人都不能够成为作出公平判断的权威，因为本来就没有绝对公平的先天的规则。“用冷静的态度看待社会历史事实的人很少会否认，为了经济利益的目的而组织起来、受到法律体系的支持、得到道德情感和动听言辞装饰掩盖的强者对弱者的剥削，这些就是我们所见到的大多数社会生活中固定的要素。”[4] “如果没有有效的思想约束，约束行为的衡量费用会高得使新的组织形式不可行。”经济史学家指出，“早期社会，美索不达米亚和整整一千年埃及王朝的稳定，由于统治者以神自居而得到增强（其结果降低了实施成本）。”[5]
威尔·杜兰为我们提供了宗教在人类文明起源时就融入社会有机体的状况。他指出，“一个国家若全凭武力，是不会持久的，虽然人们易于上当，同时，也是难控制的。”“因此一个国家为了维系存在，即须使用并设置许多教化的机构诸如家庭、教堂、学校，藉此将爱国心与个人的自尊感，像习惯般地树立在每一国民的心中。”“当宗教凭借超自然的良心制裁，注入此一习惯风俗的自然基础，且人类祖先的生活方式，被视为神的意志时，风俗习惯的拘束力就比法律强而有力，因之减少了原始社会的自由。”“宗教使用两个主要的手段来维持伦理：即是神话与禁忌。神话创造了超自然信条，借它使上天的制裁，能影响人们所期望的行为方式；借对上天的期望与对上天的恐怖，使人们能忍受其统治者与团体所加诸于自己的一切约束。”[6]
在宗教与制度结合的有机体中，竞争规则与获胜准则被看做是合理的且是神的意志。例如，亚里士多德认为奴隶是自然的与不可避免的，圣·保罗在他的祝福式里认为在当时必须视奴隶制为一种神的授职。然而，宗教与制度结合的精神有机体并不可能永远维持。“宗教与社会间某种程度的紧张即象征每一文明的较高阶段。宗教一开始就借魔术的力量来困扰与迷惑人们；再经由带给人们借宗教的信仰与伦理的统一以达到有利于政治的运用与达到艺术的巅峰；最后在为过去失败的主张，作一场毁灭性的奋斗中结束。”[7]
人类从农业时代进入工业时代，从封建专制向民主共和体制转变的过程就是一个显著的精神共同体被瓦解并重建的过程。英国史学家R·H·托尼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点，他所提出洞见至今仍有价值。托尼指出，“它（中世纪思想）的贡献在于哲学论文，它坚持社会是一个精神的有机体，而不是一架经济机器，经济活动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统一体中的一种从属的部分，它为实现整体的道德目标提供物质手段，应当受这些目标的控制和约束。”“如果中世纪给16世纪的第一份遗产是宗教包含了人类生活所有方面这个观念的话，那么随着该观念对当时经济环境发生的作用，自然带来第二、第三个遗产。它们可以分别称为阶级组织职能论和经济伦理学。”这些理论“试图把物质结合到神性的宇宙中，吸收并改造它，赋予它精神的解释论文格式模板。”“社会犹如人体，是由不同部分组成的有机体。各个部分都有其自己的职能，或祈祷，或戍防，或经商，或耕作。各个部分都应接受与其地位相称的财富，而不能要求过多”。各个阶级内部应当是平等的，“而在不同的阶级之间，则必须不平等；否则一个阶级便无法履行其职能或享受其权利。农民不能侵犯比他们上等的人。领主不能掠夺农民。工匠和商人都应当接受能使他们维持其职业的报酬，而不可奢求。”简单地说，“经过教会的洗礼，特权与权势变成了职责与义务。”[8]
然而，当金融和贸易得到充分发展时，中世纪的社会综合体就被瓦解了。宗教改革只是对这一经济社会变化的以一种反应。“16世纪新世界的特征就在于使它得以诞生的经济能量的爆发。像19世纪一样，它的财富迅速地增长，贸易极大地扩展，金融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集中，在剧烈的社会动乱中，新的阶级兴起，就的阶级衰亡，在同样严酷的斗争中，一种新的文化和观念体系获得了胜利。”加尔文和他后来的解释者，是顺应着经济潮流开始其航程的，并与传统决裂。“传统认为，专注于“超出维持生计所必需的”经济利益应当受谴责，因此指斥经纪人是寄生虫，高利贷者是窃贼。他们则认为，贸易和金融的利润跟劳动者的收入和地主的租金一样体面。”这是“因为加尔文及其追随者最重视的是工业阶级和商业阶级的环境，他们的思想必须符合这种环境的实际需要。他们并非要放弃宗教使经济生活道德化的要求，只是他们所关切的要使之道德化的是这样一种生活，其中商业文明的主要特征被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他们的教义正是为了适用于这种形势而设计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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