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面对僭越信仰之后理性逐渐暴露的局限。物化状态下的人生追问。并且还可从其中寻找信仰重建的借鉴。走向和谐人生的信仰追寻。极度的哀伤激发人们在意识深处寻求终极关怀。
论文关键词：理性，物化，信仰重建，和谐人生，终极关怀
【文摘 】 一、信仰与理性之间的人生关切
（一）回到马克思：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
近代以来，一方面是知识、科学的广泛运用及其在财富创造上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是人们渐渐产生了对理性的迷信和对信仰的远离与丢失。面对僭越信仰之后理性逐渐暴露的局限，人们不得不回首关注个人宗教情感和宗教需要。我国现有各种宗教信众已逾2亿人。因而宗教既是理论问题也是现实问题，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我们就不能孤立的、抽象的、僵化的看待宗教信仰，并且还可从其中寻找信仰重建的借鉴。
（二） 物化状态下的人生追问
有调查显示:超过百分之六十的国人承认自己拜金，超过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认为国人拜金严重。当今社会，人们对就学、就业、投资、婚姻乃至人生的方方面面的自由度和选择性不断增大，对许多问题的选择结果常常感到难以预测，人生意义没法知道。什么都不信仰的人是危险的，无所敬畏也就必然随心所欲.这在人生定位上的极端表现，就是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在传统价值信念遭到普遍怀疑时，仍然有人没有放弃对信仰及人生价值意义的追寻。
（三）人生新定位：理性与信仰相濡以沫
克服物化问题，追求内心和谐需要的不是简单的拒绝和消灭，而应该是积极的信仰重建。人的每一个个体都是知、情、意的统一，都既有物质需求，又有精神、心灵需求。在进入小康社会之后，后一需求会日益增加和凸显，且这一需求又是理性、知识难以满足的。这就需要包括宗教在内的人文学科与包括工具理性、经验理性在内的人类理性相濡以沫终极关怀，使理性与信仰实现互补，相得益彰。这就是本文想强调的人生新定位及人生研究新定位。
二、走向和谐人生的信仰追寻
（一）充实的人生需要超越性的信仰之光
信仰主义者往往认定自己的宗教信仰，能给内心以极大满足，使人生获得神圣之光朗照。这启示我们：信仰对于人生有其难以言表的巨大作用与意义。肯定信仰的作用，旨在倡导社会成员都应当有自己的崇高信仰和追求。有了信仰，人生才有价值。其信仰可以是马克思主义，可以如许许多多的科学家、艺术家等那样对科学、艺术等事业的信仰和追求，还可以是某种宗教毕业论文格式范文。有了信仰，才能懂得敬畏、感恩、律己、积德、行善等等，从而拥有充实和幸福的人生。
（二）生命的临终关怀需要超越生死的精神慰藉
在死亡不可逆转的残酷现实面前，任何的现实关怀都显得有些苍白无力。极度的哀伤激发人们在意识深处寻求终极关怀。作为精神存在的人的自我意识，却又秉赋着追溯无限过去、展望无限未来的能力以及超越当下的意志。正是肉与灵、形与神之间矛盾与冲突，由此形成宗教追寻的不竭动力。从一定侧面看，宗教就是认识无限、探索无限并通过皈依无限，从而能满足人企图超越生死得以永生的一种精神追求。
【正文 】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党的十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总纲部分增写了“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团结信教群众为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这些都反映了我们党对我国宗教问题的认识更加清醒和自觉。在我国，既有道教这样的土生土长的宗教，也有世界性的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及其分支，还有大量的民间宗教和一些少数民族自己的传统宗教信仰。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各宗教文化已成为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部分，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宗教文化也应当对人们的信仰重建以启示，并对人们构建内心和谐及人生和谐发挥积极作用。
一、信仰与理性之间的人生关切
（一）回到马克思：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
当今社会，不少人常常为信仰、理想的丢失及道德、社会风气的种种问题而感叹和困惑。思考这些问题可以从西方社会近代以来同类问题的演变及探索中寻找一些借鉴。
从奥古斯丁把知识引入基督教信仰，经中世纪经院哲学把上帝作为宇宙的最高原因、绝对目的的精神实体，到黑格尔把“绝对理性”，也就是决定一切、创造一切的“绝对精神”取代上帝的身位，再到尼采惊呼“上帝死了”，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过程。与这一过程相伴随的，一方面是知识、科学的广泛运用及其在财富创造上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是人们渐渐产生了对理性的迷信和对信仰的远离与丢失，是使人生意义逐渐陷入虚无化的过程。
在今天这个世俗化、理性化为基本特征的现代社会里，人类的生活由以往有信仰精神支撑的生活，转变为由技术理性规定的有组织、被调控的生活。这使我们更易理解尼采为什么要把信仰丢失即“上帝之死”归罪于近代理性了。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粉碎了人类仅凭理性建立平等、自由之社会的理想；今日世界的乱象也大致地粉碎了福山所谓“历史终结”于理性构建的西方民主社会的愿望。原来，理性、科学能增强人的力量，即所谓“知识就是力量”，却并不能排除人们内心深处的阴暗、野蛮、孤独、无奈等等。技术理性可以将事物分解到其构成的最基本单元如分子、原子、基本粒子等终极关怀，但人的生命、心灵、情感等却无法消受这种虐待，它们会因萎缩而变得畸形。
面对自我在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的冲突与分离，不由得不使我们想起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费尔巴哈宗教理论的一段评说：“他致力于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他没有注意到，在做完这一工作之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啦。因为，世俗的基础使自己和自己本身分离，并使自己转入云霄，成为一个独立王国，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世俗基础本身首先应该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排除这种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因此，例如，自从在世俗家庭中发现了神圣家族的秘密之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在理论上受到批判，并且在实践中受到革命的改造。”[1]-P17160多年过去了，在看到和经历太多的事情之后，我们重温马克思的这一席话，却又不得不承认，在“世俗基础本身”的矛盾没有根本改变的条件下（在马克思看来，这涉及到整体人类解放问题），政治、文化领域的革命不是万能的，在生命个体的精神领域更是如此。比如我们也曾试图用革命的方式人为地消灭宗教信仰，结果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尝到了苦果。在看到启蒙运动以来理性对信仰的排斥而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强势后，我们发现，费尔巴哈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恐怕不仅无助于人的自我异化问题的解决，反而会以另一种形式产生新的异化。
我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取得了诸邦称羡的经济成就，但同时也逐渐出现了现代化所衍生的东西，即物化现象。这无论是在经典资本主义时期由资本本身造成的（马克思），还是在今天所谓“消费社会”时期由通讯技术、政治权力、形象和广告等大众文化本身造成的（博德里亚），这种物化现象都表现为是无主体的过程。也就是说，谁也没有进行这样设计，甚至“统治阶级”也没有这样，但它却如马克斯·韦伯相信的那样，像一只“铁笼”不可挽回地落向人类头顶。与此物化“铁笼”相应的则是信仰的迷惘、焦虑、远离与丢失。
诚然， 理性、科学似乎可以无限制地壮大人类自身的力量，然而它却不能丰富人类的心灵、情感空间。近代以来终极关怀，面对僭越信仰之后理性逐渐暴露的局限，人们不得不回首关注今天社会形式下的个人宗教情感和宗教需要。
应当正视，在我国现有的社会形式下，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有各种宗教信众已逾2亿人。因而宗教不仅是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宗教感情也不仅仅是抽象的个人的问题。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七条中，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 [1]-P18既然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我们就不能孤立的、抽象的、僵化的看待宗教信仰的存在和作用，并且还应从其中寻找我们信仰重建的借鉴。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贯彻锦涛同志对各级党委和政府的要求“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对宗教工作的领导，推动宗教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毕业论文格式范文。”[2]
（二） 物化状态下的人生追问
人为什么要有信仰？没有信仰会怎样?怎样才能使人生有意义?这些问题我们也可从中外学者的思考中受到一些启发。
人的行动的意义在近现代以来被局限于技术理性，这即是马克斯·韦伯的“合理化”的概念：近代社会的出现，基本上被看成是从效率、可测量性及手段——目的式的合理性的角度，对传统活动、特别是前资本主义的活动进行重新组织的结果。由此形成一种思维方式：总要把每一件事物都理解成可计算、可感可触的东西。按照韦伯的观点，这是一种合理化的知识，或者用另外一词来说就是“工具化”。合理化并不是说整个社会更加合理了，而是说手段被合理化，被组织好，社会被“说成”是合理的了。这种“合理化”进一步演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就是“物化”，即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转化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现金交易关系”，把社会现实转化成交换价值和商品，把人的所有行为的价值都用能否为自己换来金钱作为标准。存在于《资本论》中的物化这一概念，在乔治·卢卡契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得到充分阐述，几乎作为意识形态分析的一种模式。而在萨特那里，物化有了其极端的形式——他人都成了物和手段。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理性和科学带给人财富，人就会重视理性和科学，这是正确的。但这种重视如果走到极端就会成为理性迷信，就容易把理性、科学的直观（可感可触可测量）、实验证明等方法套用来评价和看待信仰，从而怀疑和丢失自己的信仰。没有了崇高信仰就没有了精神支柱，就容易去崇拜能带给人生存和享受的物质财富，且不择手段地、贪得无厌地去追求，以此来满足感官和自我的欲望终极关怀，于是物化之“铁笼”应运而生。
1/3 1 2 3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