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救国、反侵略、革命等是为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为了赢得民族的独立、民主、富强，这是中国文化重建能够真正实现的前提，也是我们理解中国近代文化构建的前提。
近代文化构建的方式从大的方面看主要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等一系列社会变革运动。从具体行为实施看，特别在甲午战争后，随着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爱国运动的蓬勃发展，“文学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主张被人们提了出来，一个新的文化运动正在兴起和发展。有识之士纷纷开办学堂、译书、办报刊、兴出版，了解、吸取新知，如饥似渴。他们多以资产阶级思想为指导，在冲决封建旧文化的网络中发展新文化，为中国文化增添新思想、新内容，开拓新方法、新境界，使中国文化步入了近代文化的领域（龚书铎 2005：228-229）。值得一提的是，在构建近代文化大厦的过程中，翻译起了巨大作用。译介西方学说，为救亡图存向西方寻求真理，对中西文化进行分析、筛选和整合，中西并举、会通，建设和发展新文化。翻译活动贯穿近代文化构建始终并独树一帜，功不可没。本文主要探讨甲午战后和辛亥革命前后这一历史时期的翻译活动对近代文化的构建。
4．清末民初翻译对中国文化构建的作用与意义
清末民初是中国翻译史上第三次高潮。处在亡国灭种边缘的中华民族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纷纷设立专门翻译机构，从事翻译者之多，译品覆盖领域之广，名家名作不断涌现，翻译繁盛一时。
翻译本身既是民族间文化交流的主要方式，也是对译入语民族文化构建的重要方式，它将异国文化、语言和特定文本转变为本民族的语言和文本形式，为自己民族文化增添了新的文化存在形式。加之对外来文化思想的筛选和会通，大大丰富了自我民族文化，开拓了民族视野。另一方面，对外来文化的译介，也极大地传播、推广了原著和原语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翻译具有世界意义，因此凭借翻译所进行的文化构建也就具有了世界意义。
翻译所涉猎广泛领域的广泛性、译品的多样性和译品中所蕴含的思想、内容的丰富性，一旦化为读者的文化行动，就会引起多文化领域的文化构建。不仅如此，翻译活动本身又是对翻译文化本身的构建。翻译实践活动的丰富和翻译理论的升华为现代翻译学科建设奠定了基础。
4.1 严复的翻译对文化构建的意义
严复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一位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他对中国近代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他对文化构建的方式主要通过翻译西学；其次是著书撰文、兴办报纸、开办学堂等。撰文是直接形式，办报为宣传、普及形式，同时以报刊为其登刊翻译的载体；以撰文为其翻译的拓展，同时在翻译中渗透着撰文的思想和宗旨，从而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得益彰的文化构建网络，这足以彰显严复对文化构建的深度和广度。
严复又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他学贯中西，他以“必将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 （王栻 1986：560）的态度译介西学。严复的翻译体现了对中英两种语言的精通和两种文化的会通。他择书而译，所译书目自成体系，皆为西方资产阶级经典学术著作。严复翻译中的翻译对近代文化构建具有独特而深刻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4.1.1. 严复通过翻译物化和创造了新的文本存在形式
严复译介西方社会学经典名著，以中文形式为中华文库创添新的文本存在形式，这本身就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正是严复的翻译，中国文化宝库中才会有十多种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和名学（逻辑学）著作，留有为世人称道的八大社会科学名著，它们分别是赫胥黎（T. H. Huxley）的《天演论》（1897），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原富》（1902），斯宾塞(H. Spencer)的《群学肆言》（1903），约翰·穆勒(J. S. Mill)的《群己权界论》（1903），孟德斯鸠(Baron de Montesquieu)的《法意》（1904-1909），甑克思(E. Jenks)的《社会通诠》（1904），约翰穆勒(的《穆勒名学》（1905），耶方斯(W. S. Jevons)的《名学浅说》（1909），合称“严译八大名著”。他通过翻译，采域外之文萃，用中国古汉语表达，张传统文化，赋予译文和原著以新的内涵，将中西文化熔于一冶，构建普世文化和天下情怀，形成中国近代文化别样美丽的风景线，为中华文化增添新品，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
4.1.2. 严复的创造性翻译为中国近代文化增添了新的或被赋予新义的内涵极为丰富、深刻的术语、词汇。在严译《天演论》中他就创造了诸如“天演之道；物竞；天择；存其最宜；自营；克己；势如争长相雄；强者后之，弱者先绝；好甘而恶苦，先己而后人；厚人类之生；精神强固；故善保群者，常利于存；不善保群者，常邻于灭；与天争胜；转害而为利；群性；人人以损己益群；固将沉毅用壮，见大丈夫之锋颖，强立不反，可争可取不可降；早夜孜孜，合同志之力，谋所以转祸为福，...... 时乎时乎！吾奋吾力！”等等（严复1981）。这些词汇有的为严复在引入西学时的中文独创，有的则是旧意赋新，让时人甚至今人读起来令人警醒，催人振奋。这些译笔简炼信达，精神饱满，意气完足，气宇轩昂，豪迈宏阔，宛如时代号角，唤我努力，催我奋进。联系史实，其影响深远，意义宏巨。
4.1.3. 严复通过翻译引进西方学说和先进思想，改良中国旧文化，开拓了民族视野。
文化是人创造的，是人的文化；人又是在文化环境中受陶冶，是文化的人。因此，文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人的问题。近代中国文化抉择过程中，从器物、制度和思想逐渐集中到人的问题上来（龚书铎 2005：69）。严复以其远见卓识把对人的改造作为关键性的问题提出来。1898年，严复在其著名的政论文章《原强》中提出，中国要富强，不仅在于诸如练兵、利器等治标之举，更重要在于治本。他认为“自强之本”在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三大端。严复翻译《天演论》能恰到好处地把握到进化论的形与神，并用自己造诣极高的古代汉语，选用自己意向读者喜好的表达形式，和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归纳到具有自己时代特点的文化构建中，构建和宣扬进化观念、竞争观念和奋发进取观念。
严复特别强调人的观念的变革，诸如竞争的观念，奋发进取的观念，民权的观念，自由平等的观念，群体意识等，以塑造有独立自由人格的“新民”，并认为这是变革社会的根本（龚书铎 2005：69）。严复所传播的西学，向国人介绍了进化论；鼓吹了自由贸易论；阐发了民权思想；宣传了科学方法论（龚书铎1988：255）。这些思想无不丰富和活跃了中国当时的学术。同时严复这些思想、学说的选择、摄取和传播无不体现了他中西会通的观点。
严复提倡自由、平等，追求个性解放，使人从奴隶性中解放出来，实现人格的独立、自由，把人从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成为有独立人格、自由的人，由奴隶变成人（龚书铎 2005：71）。他在翻译On Liberty时，将其译为《群己权界论》，它鲜明地表明提倡自由，但不把自由绝对化，追求自我欲望的无限制膨胀，而应将个人自由和群体、社会的利益结合起来。为了不使读者对“自由”发生误解，把书名作这样的翻译，以表明个人自由和群体自由的关系和各自的范围。 2/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