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互文性是指文本（广义上）之间的一种依赖和指涉关系。将译者主体性置于互文性的视角之下进行研究，一是有助于把握译者主体性发挥的纵深层次；二是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翻译过程中的三个不同阶段（阅读、阐释、二度创作），充分体现了具有三重身份的译者（读者、阐释者、第二作者）如何戴着互文性的眼镜来发挥其主体性。
论文关键词：互文性,文学翻译,译者,主体性
如今,翻译研究已经走出了原来的“直译”和“意译”之争，“对等”等理论探讨的窠臼。更多的研究者采用不同的视角来研究翻译这一跨文化交际活动。互文性就是其中的一种视角,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文学语境下，运用关联理论来探讨互文性标记的翻译。（Garcia, 2001）；2)译者能否识别出不同文本的互文性标记（这一观点是基于互文性对文本类型的演变有一定的影响）（Kirk，2000）；and 3）互文性对词的含义的影响。（蒋骁华，1998：20-25）本文拟从互文性的角度，初步探讨文学翻译中译者在阅读、阐释和二度创作的三阶段中恰当发挥主体性的问题。
一、互文性溯源及翻译上的延伸
互文性这个概念首先是由法国的后结构主义文艺批评家朱莉亚·克里斯蒂娃在1969年的《符号学：符义解析研究》一书中提出的，认为当前文本都是以先前对话的存在为前提的，这种符号系统之间的相互转换，相互指涉就是互文性。作为评判结构主义的产物，互文性强调文本结构的不稳定性和文本间的相互作用。这一概念的提出打破了原来文本自足封闭的系统，使单个文本的意义多元化，意义空间开放化，使对文本内部的孤立的符号研究转向文本与其外部关系的研究。作为后现代主义的文本理论，互文性强调整个世界的文本一体性，所有文本具有多层含义，这些多层含义只有通过文本之间的相互联系才能得以体现。据此，一种文化中的所有文本，由于他们组合在文化这个巨大的母体结构中，因此不可避免地相互关联。
从本质上说，翻译也是一个跨时空的交际行为，翻译的文本性与翻译研究的共时和历时层面为互文性进入翻译研究的视域找到了理论的契合。传统观念认为，翻译是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近似的自然对等值再现原语的信息。（Nida and Taber，1969）从这一点看，翻译活动是以意义存在的预设为前提的，这是结构主义的产物，它强调意义的确定性。翻译研究的互文性，就是将翻译活动置于一个更加开阔的视野中研究，他强调多重主体的对话和交流，他们之间的相互参照，相互指涉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互文网络，呈现开放和动态的特点。文本的相互交织构成一个意义的辐射体，意义的产生在文本的网络中不断交织、辐射、扩散、增生，因此，意义是不确定的、一成不变的。我们不可能用最近似的自然对等值来再现原语的信息。这就颠覆了传统的翻译观。
二、互文性视角下文学翻译的译者主体性
根据互文性理论,译文与原文相互关联相互依存。我们可以将原文看作是一个前文本,译文是它的生成文本,译者是前文本和生成文本的媒介,他用另一种语言将前文本表现出来。译者主体性是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查明建,田雨, 2003)从互文性的角度来看,译者的主体性表现在翻译的过程中他具备的三重身份:读者—阐释者—作者,这对应于翻译过程的三阶段：即作为读者对文本的阅读;作为阐释者对文本的阐释;作为作者对文本的二度创作。
（一）作为读者和阐释者的译者
由于阅读和阐释是同时进行的，所以我们将他们放到一块讨论。在翻译之前作为读者的译者必须首先读懂原文的意思，理解原作的意义。一切文学作品都存在着互文性的隐喻，都多少留有其他文本的痕迹，他们相互指涉，相互依存。乔治·斯坦纳曾言:“一切理解都是翻译。”（Steiner, 2001）译者在阅读时并非被动地消耗文本，读者在阅读时也应具备一定的互文性基础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对文学作品中的互文性隐喻有所识别有所理解。
文本的阅读是一个调动互文性，产生互文性的过程。法国文学理论家 Michael Riffaterre表明互文性是“读者感知的主要模式”,他认为：“每个读者都具有对一个文本所传达的信号、按照此文本的恰当的互文性解码作出反应而要求的语言和文化能力。”(Riffaterre,1978)意大利符号学家Umberto Eco 认为:“一个组织得好的文本一方面以能力模式为前提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能力模式来自于文本之外,另一方面,文本通过自身的手段造就了这种能力。”(殷企平,1994)这说明读者在阅读一部文学作品时会运用他的阅历、智力和审美情趣,以此完成对其从形式到内容的理解。译者也不例外。对原作的阐释要求译者自觉地、并且在更高水平上运用互文性知识对原文本进行理解和阐释。它要求译者必须具备足够的文学知识,敏感的艺术鉴赏力和丰富的想像力,所有这一切都依赖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对“现象文本（pheno-text）”与“生产文本（geno-text）”的划分有助于我们从中看到阅读的互文性特征。“现象文本”与“生产文本”是克里斯蒂娃从文本的两个不同侧面所揭示出的文本的生成。所谓“现象文本”无非是被印刷出来的、完成了的语言结构之物。而“生成文本”则是被阅读过后、将意义的深度乃至厚度带到表层的一种理解生成体，强调动态的意义生成过程。文本在此成了一种生产的行为，该行为包含了复杂的互文性否定与差异形成：旧文本破坏，新文本在产生，语言繁殖出新意义，互文性革命就在文本的无休止的运动中、在主题无意识的冲动中酝酿而成。（秦文华, 2006）可以说克里斯蒂娃所提出的文本的生产性正是她的互文性超越了巴赫金的对话性之所在。读者的个人经历、所处环境与作者不可能一模一样，因而经过读者的互文性解读的作品一定会有新的阐释。读者在互文性视角下一跃从被动的接受者提升到主动地生产者。读者的互文性知识背景影响读者的互文性阅读，而进行互文性解读的读者自然而然也会受所阅读文本的互文性影响，从而将新的阅读结果纳入互文性记忆体系中，再作用于下一次的互文阅读，如此循环下去，永无止境。译者作为特殊的读者，他的互文性加工就会直接影响到他的读者对象，即译文本的读者。
因此，译者作为特殊的读者必须增加自己的互文性积累，这样才能在翻译过程中，充分发挥译者的主体性，理解原文中暗含的隐喻，挖掘出文本深层次的意义，这样才能为以后改写做好充分的准备。
（二）译者对原文的二度创作
译文作为互文性转换活动的结果，是建立在原文本所提供的语言、文本、文化、互文性等基础之上的。被翻译的文本本来就是一种有众多潜文本需要破译的非透明文本，而从原作到译作，即从原文语言符号的意义生成到译文文本的重构再创，文本经历的是一种语际间的二度书写，当然也要经历语际间的二度阅读。原语文本的信息被译者的意识加以吸收，然后通过译者的互文转换形成新的意识和信息。在这里概念整合机制起作用。整合的主要信息来源有：对原文本的解读阐释（同样是整合的结果），和译者对目标语言、文化的认知。
1/2 1 2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