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广记》中的胡人形象

2、胡商很有钱，他们动不动就以很高的价格来购买珠宝奇货，

卷311《韦驺》中称胡商为“千金估胡”，卷236《则天后》：又造天枢于定鼎门，并番客胡商聚钱百万亿所成。

在胡商识宝买宝的过程中，他们都表现出很有钱。如卷34《崔炜》胡商买遂阳珠，卷402《水珠》胡商买水珠等。胡商能认识一些别人不认识的宝物，但是他们很多时候也本着公平的原则，给持宝者相应的价格。如：

卷403《宝骨》出《酉阳杂俎》（僧）遂携至西市，示于胡商，索价一千。胡见之大笑曰：“未也，更极意言之。”加至五百千，胡人曰：“此宝价值一千万。”遂与之。

3、胡商身上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雾纱

胡商见多识广，不仅能够识别世间的珍宝，而且可以鉴定来自仙界或水府、地府的宝物，能详尽地指明来历，这就让人奇怪，他们是怎么知道的，难道和仙界、地府、水府有联系，或是去过这些地方，这就给胡商们披上了神秘的雾纱。如卷 63《崔书生》中，那个亦商亦僧的胡人，不仅认识崔书生手中的玉盒子是宝物，而且知道崔书生娶的是王母的女儿，还告诉崔书生，如果能和她住一年，全家都会长生不死。

4、胡商地位低下

自古以来，中国一直是个重农抑商的国家，对自己国家的商人尚且都不以正眼待之，何况非我族类的胡商。宋以前的中国人一向以大国、正统自居，政治文化上具有民族、文化优越感，他们歧视少数民族和胡商，就《太平广记》内容的分类上就可以看出，《太平广记》对异国有专门的分类，称为“蛮夷”，认为这些国家都是未开化的，野蛮的地区，所以对胡商的歧视可见一斑。 如卷402《径寸珠》中船上人遇难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溺死胡商

总体上来看，中国人眼中的胡人，首先面貌与中原人不同，比较丑陋；其次，他们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再次，他们都比较神秘，有着超人的见识和能力。最后，他们再怎么强，在遇到中原的能人异士时，往往不堪一击。

三、《太平广记》中的胡人形象与现实中的胡人形象存在差异的原因

现实中的中亚、西亚人以及西域和南越的人并不和《太平广记》中所记载的一样，他们和广大中国人民一样，并没有什么特异功能，并不是多么神秘，他们经商的人当中既有泼天富贵的也有一贫如洗的。胡商经商时既有诚实可信的也有奸诈贪财的，也是鱼龙混杂。而一些胡人见多识广，能够治病，也并不是多么神奇的事，他们走南闯北，经历过许多地方，正所谓“读万卷书不如走万里路”，他们的见识也就增长起来。另外，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这些地方的医学与中国的肯定是各有千秋，中国医学解决不了的疑难杂症，在他们那可能是小菜一碟，这就让古代的中国人产生了错觉，以为他们无所不能。《太平广记》中所记载的胡人形象因此并不是现实中的胡人形象，而只是当时中国人眼中的胡人形象，至于出现这种情况的具体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中外交流的局限

在如今全球化进程如此之快的大环境下，国与国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相互了解也更加深入，中国人对外国的人和物虽然不能有着比较透彻的了解，但是已经有着比较接近现实的看法。然而在宋以前，由于中国几个朝代国力的强盛再加上生产力一定程度上的发展和统治者采取的一些政策，中国与异国之间的交流比较频繁。但这也只是相对于秦汉时期。宋以前的时代，交通工具落后低下，只是船只和马匹等。从一国到另一国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有时再加上中间国家的阻挠，这些都限制着中外的交流。来中国的胡人只是少数人，这些胡人接触的也只是很少一部分的中国人。所以中国人对胡人的了解也就很表层、很片面。

（二）、文学化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所谓的形象是“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运作过程中，对异国看法的总和。”“文学化”和“社会化”就是造成《太平广记》中胡人形象与现实中胡人形象差异很大的两大原因。我们先来看“文学化”。文学创作首先是个人的事，每一个作者在创作时都难免会融入自己的思想情感、对异国的了解程度，以及作家观看异国的视角和现实目的等。前面已经分析，中国人所见到的胡人是少数，而胡人所接触到的中国人也不多，所以可以想象《太平广记》中小说的作者并不是每个人都见过胡人，每个人都了解胡人。不少作者根据听来的、表面上见到的，从自己的文化模式和思维来对胡人加以想象、加以塑造，比如说一些胡僧医治好一些疑难杂症，在中国人中间一传十，十传百，再添油加醋，神乎其神，到了作者的耳朵里，作者要么就把传说当作真事，要么就用夸张手法来描绘一番。他们把自己的爱恨、自己的优越感融入到里面。《太平广记》中很明显的就是写到胡人面貌的丑陋。

（三）、社会化

“社会化” 偏重于社会集体想象，虽然小说是作家个人创作出来的，但是它包含了很多的集体想象成分，因为作者生活于某个时代、某个社会，他的思想、他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的共同思想的限制，在没有新的条件出现的情况下，他的创作就会更多地依赖这种集体想象。《太平广记》中的胡人形象不是一个作者创作出来的，而是一群作家，但是从这些创作出来的形象看，他们有着很大的相似性，这就是因为社会集体想象使得作者们对胡人有着比较一致的看法，这种社会集体想象一旦形成，即使它是完全错的，在中外交流没有大变化的前提下，仍然会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所以《太平广记》中的胡人形象很大一部分都是当时整个中国社会对胡人的看法。

由于魏晋至五代以来，经济文化的发展，中西交流的频繁以及唐朝小说观念的改变，《太平广记》中出现了不少胡人形象，主要分为两大类，即胡僧和胡商。他们在当时的中国人眼中是神秘的、见多识广的等等，但这些形象已经不是原原本本的胡人了。由于中外交流的限制及这些形象的“文学化”和“社会化”，这些形象只是“按照注视者文化中的模式、程序而重组、重写的”，是对异域、他者的想象，并非现实中异国的写真、复制或简单的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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