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些天意使墨子发出了顺从天意（天义）、尊天事鬼的主张，从而达到天人和谐也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的状态。这种从义利出发的思想虽然具有非常朴素的唯心思想，但墨子对自然和谐理念的推行，不能不说是对今天正在面临资源短缺、环境卫生问题的人类一个很好的警醒和告示，这有助于我们良好地推动可持续发展战略，真正在义利的基础上实现绿色发展，天人和谐，非常具有借鉴意义。
四、新探墨子“义利”观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价值
近年来，中国强大的内需力量推动了其经济一直保持持续高速增长的状态，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取得了连续30多年GDP年均9.8%的增长率。但当世界从民族国家转向全球化社会的时候，中华民族的政治文化信息是如此微弱，高分贝喧嚣的仍然是盗版的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大合唱。“一个正在成长的大国不能只是经济动物，它应当有文化贡献”。同样对于一个社会而言，经济价值固然要有，但更高的价值应是文化气质和精神面貌，因此我们应当将政治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一起参与到世界的转型和发展之中。
无论是“小悦悦”、“彭宇案”还是“复旦中山门”，今天社会给我们呈现的信任缺失状态从一个独特的角度透视出社会道德关于“义利”所存在的深层困境和相关社会机制所存在的严重问题。社会转型带来了信任模式变迁过程中信任支点的松弛与利己意识的加固。这样一种社会公共性的丧失不仅仅是政治性公共空间的瓦解，更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相与相通、相感相应能力的衰退，作为共同生活基本要求的“天下之利”的公共性正在从当代精神生活中不断地瓦解，这已经不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整个民族的未来问题。一边是中国崛起的声浪不绝于耳，另一边则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恶性事件。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真正的道德理应超越利弊权衡，跳出物化的代价考量，社会应呼吁人性的回归。当代中国人作为一个群体，在精神生活上应以义利结合，才能使改革造成的日益分散的社会离心力与社会利益再次整合，打破流沙格局，构筑人际关怀，道德方能走进春天里。“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若人人都能秉承兼相爱的原则，把大义大利放在首要位置，用自己的行动坚守道德，彰显人性的温暖，在一些悲观者感叹世风日下的时候，用平凡和义举践行真善美，用勇敢与坚守构筑起道德高地。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正面力量，怀着的是一颗颗赤子之心，在别人遭遇痛苦的时候，救人于危难，唤起大义共鸣。但是，仅靠个体行为还不足以改变中国社会道德现状，一个文明和谐的社会构建需要每一个社会成员身体力行，需要把那些别人给予的温暖内化为每个公民自己的道德实践。
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物质和精神都异常重要，当我们追求个人利益时，不应该将物质绝对放大化，而应同时注重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社会主体，只有获得主体个人具体的物质利益，人们才有进一步相互交往的可能，通过相互间的交相利，最后才能使人们更深刻地体会到兼相爱，继而社会交往愈发频繁，和谐社会得以建立。因此，强化社会主体的社会公共责任与义务意识有利于墨子“义利”观的推广以及和谐社会的建成。今年是雷锋同志逝世50周年，在社会上开展各类学习雷锋无私利他精神的时候，墨子“义利”观的宣扬更像是一场如沐甘霖般的及时雨。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胡锦涛同志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要使构建和谐社会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重大战略任务。中国传统文化中墨子的和谐社会思想以及其“义利”观即是一种非常丰富、有积极现代价值的思想智慧和理论资源，因而我们有必要充分尊重和借鉴该传统文化，挖掘和整理其内容体系，领会其思想的实质和内涵，去粗取精，批判继承。毫无疑问，重新探究墨子“义利”观，这不仅是对时下社会和自身的一种警醒与自我审视，还是对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要求、对于我国传统主流价值文化的一种既往革新式的传承与发扬，更是为我国和谐社会的理论建设、弘扬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并切实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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