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岁之前，毛泽东所学的知识主要是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的儒家文化诸如“四书”、“五经”之类的，18岁到长沙之后就开始比较系统地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所谓“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其实就是西方文化、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各种社会政治思潮等。青年时期是学习的黄金时期，是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最容易接受的时期，一旦接受，终身难忘。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可以说深深地印刻在他的思想深处，并终身起作用。虽然毛泽东后来更看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诸如《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等对他的影响，但如果没有早期所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作为基础，毛泽东是不可能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一下子跳跃到马克思主义的。如果说毛泽东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是其平等观产生的文化沃土的话，那么近代西方的哲学人文主义思潮就是其平等观产生过程中添加的一份添加剂；正是通过近代西学的中介，毛泽东才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接受了平等思想丰富的马克思主义。
（三）马克思主义平等观是其形成关键
马克思、恩格斯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批判。
首先，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非人道性和不平等性。对于封建专制制度，马克思指出：“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而这个原则比其他很多原则好的地方，就在于它不单是一个原则，而且还是一个事实。专制君主总把人看得很下贱。他眼看着这些人为了他而淹在庸碌生活的泥沼中，而且还像癫蛤蟆那样，不时从泥沼中露出头来。……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也就是说在封建专制制度的社会里,根本没有社会平等可言,如果有的话,也只是存在于统治阶级内部为了调整利益关系而不得不采取的一些很有限的平等。
其次，批判资产阶级平等观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对于资本主义的平等观，马克思深刻指出：资产阶级为了摆脱封建等级和封建特权的束缚，提出了代表着资产阶级利益的平等口号和要求，但这种平等口号和要求只不过是商品交换原则在政治上的反映。资本主义的自由和平等,只存在于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在商品流通领域里,确实任何人都是自由的，任何人之间都是平等的，交换主体之间的一切差别都已经消失。而一旦离开了这个商品交换的领域，就会看到,“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平等实际上是指：“在一切领域内剥削劳动的条件是平等的。”
再次，提出无产阶级的平等观。在批判资产阶级平等观的同时，工人阶级建立起体现自己利益要求的平等观。 “消灭阶级”是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根本内容，这一内容与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划清了界限。马克思说；“各阶级的平等，照字面上理解，就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所拼命鼓吹的‘资本和劳动的协调’。不是资产阶级的平等――这是谬论，实际上是做不到的――相反地是消灭阶级，这才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真正秘密，也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伟大目标。”恩格斯也指出： “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是消灭阶级。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 “平等要求更应当是从人的这种共同特性中，从人就他们是人而言的这种平等中引申出这样的要求：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平等的要求已经不再限于政治权利方面，它也应当扩大到个人的社会地位方面；必须加以消灭的不仅是阶级特权，而且是阶级差别本身。”私有制和阶级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不平等。只有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使得全体公民在社会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上处于平等地位，才有可能实现平等。
马克思恩格斯的平等观是对一切旧平等观的超越，使人类平等观第一次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为人类平等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指导，对于解决中国的平等问题也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武器。
马克思主义从地域文化角度来说乃是一种西方文化，即所谓“新学”“西学”。它是20世纪初随着其他“西学“思潮一起传到中国的，而后迅速进入“先进中国人”的视野。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创立了江南制造局，习造西方船舰炮弹，八年后， 江南制造局开始编译一份不定期刊物《西国近事汇编》，在这个刊物上，最早使用了“共产主义者”的音译“康密民党”，并把社会主义学说概括为主张欧罗巴大同，贫富适均，贫富均财之说。 1899年2月至5月，上海的教会报纸《万国公报》刊载了李提摩太节译， 蔡尔康笔述的英国哲学家颉德《社会进化论》一书前四章， 以《大同学》为名字出版单行本，在这本节译自颉德《社会进化论》的书里，第一次提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及其“安民新学”。这样中国人就开始知道了马克思、恩格斯，这是中国第一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 ，虽然知之者甚少 ，但毕竟已经有人知道马克思主义及其创始人的名称了。从此以后的20多年间，一批批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宣传、介绍和传播。1902年到1904年间，梁启超在他主编的在《新民丛报》上曾几次提到过马克思。在这个传播过程中，要着重提到一个人，他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激进革命家朱执信，他可以说是真正率先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1906年，朱执信在《民报》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的长文，其中第一部分即题为“马尔克”，该文以很长的篇幅集中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与《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主要内容。文中的所谓“马尔克”就是马克思在当时的汉译名。这是马克思的名字第一次作为标题在中国革命者主办的刊物上，在中国人自己写的文章中出现，也是马克思的代表作《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在中国比较客观地被介绍。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先生也曾对马克思主义有较多的关注，并作过不少专门的阐释和宣传。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介绍和传播，逐渐改变了中国社会当时的思想文化环境，进一步造成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准备了思想文化条件，从而为青年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平等思想提供了历史和理论的契机。
毛泽东在湖南第四师范和第一师范求学期间，由陈独秀发起的以倡导“民主”和“科学”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正逐步进入高潮。毛泽东在老师杨昌济的介绍下成为了《新青年》的热心读者。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在《爷爷毛泽东》一书中也写到：“在新青年的影响下，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他逐步认识到，要救国，以前他崇拜的康粱变法是行不通的，社会必须要进行根本的改造。” 1917年的十月革命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更使毛泽东的思想受到极大的震撼。从此，他开始将视角从思辨的领域转向现实社会，并曾一度积极投身改造湖南的尝试。但湖南自治运动的实践使毛泽东清醒的认识到，和平请愿的方式决不能达到社会改革之目的。于是，他决心改弦易辙，另辟道路。毛泽东在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热心搜寻并认真研读了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并在与各种主义作认真比较和选择中汲取了马克思主义的精华，确立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2/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