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毛泽东一生始终不渝地追求社会平等的实现，并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平等观。他丰富独特的平等思想渊源值得我们做进一步深入研究。应该说中国传统平等思想、西方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平等观对其平等观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当然这三者的地位和作用又有很大不同。
论文关键词：毛泽东,平等观,理论渊源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平等思想可谓是源远流长，其中最有特色就是大同理想。大同思想丰富多彩，源远流长，对中国人的影响极其深远。中国古代早在《尚书·洪范》中,就颂扬“大同”,主张天子、卿士、庶民、卜筮等意见一致。《庄子》、《吕氏春秋》、《礼记·礼运》等典籍均论及大同思想，许多农民起义也提出过“等贵贱，均贫富”，“耕者有其田”等带有大同色彩的口号。其中，以儒家为代表的大同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儒家所说的“大同”是与“小康”相对的“天下为公”的社会政治理想，它的集中体现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段文字千古传诵，成为中国人追求理想社会的范本。所谓“大同”社会，“通俗一点说，就是大家平等”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主张全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即主张经济平等；二、主张人人劳动，任何人没有不劳而获的特权，即劳动和分配平等；三、主张选举贤才来管理社会，为大家办事，即主张政治平等； 四、对社会各成员一视同仁，人与人没有贫富、贵贱、高下之分，老、幼、鳏寡、孤独、废疾者都能得到社会和国家的供养和照顾，即实现社会平等。此后中国的仁人志士和各阶级成员对“大同”社会的憧憬和探讨一直没有断过。
毛泽东作为在中国这片古老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一代伟人，无法不受到中国传统平等文化的熏陶，他受这种“大同”理想的影响是非常深的。毛泽东从八岁开始读私塾，接受正统的封建文化教育，熟读四书五经，“大同”作为古代圣人追求的社会思想，对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后来毛泽东离开家乡到外地求学，接触到新的思想，康有为、孙中山又成为他崇拜的偶像，他们对大同思想的理解，也深刻地影响了毛泽东。其中康有为的《大同书》，对毛泽东社会政治理想的影响，可说是直接的。在1917年8月致他老师黎锦熙的信中，他写道：“大同者，吾人之鹄也。”1919年12月，他萌发了在岳麓山附近办新村的想法，其计划与康有为在《大同书》里的设想十分类似，并付诸实践，结果当然是失败。“新村计划”失败后，毛泽东并未完全抛弃大同思想，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过程中，他终于找到了实现大同理想的正确途径和力量，使几千年的大同梦想由空想化为现实有了坚实的政治保障。1949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革命胜利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要努力创设条件，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毛泽东晚年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权利”的错误理解以及急于实现只有到了共产主义阶段才能实现的人人完全平等的理想而先后发动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犯了严重的“左”倾思想错误。
（二）西方人文主义具有中介性作用
毛泽东从1910年的17岁时入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这样的所谓“新式学堂”开始，到赴长沙求学，在他的面前，逐步打开了一扇通向西方文化的窗口。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接触到了较多的西方人文主义思想。而这种接触，首先是通过较多地读到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和著作开始的。毛泽东一经接触、阅读他们的著作，就马上成为康、梁的崇拜者，康有为的《大同书》、梁启超那“笔端常举感情的文字”，极大的吸引住了青年毛泽东的心灵。特别是《大同书》对毛泽东影响十分巨大，康有为以大同世界为归宿的人人性善，人人平等，每个人都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可以说是终身的。青年时期，他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实现人类大同；中年时期，他投身于实现大同的伟大斗争，致力于探索一条“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的道路；晚年，他为之奋斗和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大同的理想，“人民公社”“五七指示”以至“文化大革命”都或多或少可以看出其中明显的烙印；其浪漫主义色彩浓厚的诗句“人类今天上太空，但悲不见九洲同”更是生动反映了康有为的大同平等观对毛泽东的深刻影响。
其次，通过自学、直接阅读当时能找到的各种传播西方“新学”的书籍，在青年毛泽东的眼前洞开了一扇通向西学的窗口，近代西方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理论，深深地影响到了毛泽东。1912年秋至1913年春，19岁的毛泽东从省立第一中学退学，自己订了一个自学计划，到长沙市定王台省立图书馆自修。在湖南省立图书馆，青年毛泽东读到了以前从未接触过的书，特别是近代以来经严复等人翻译过来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著作。他回忆到：“在这自修的时期内，我读了许多书籍，读到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在那里我以极大的兴趣第一次阅读了世界的舆图。我读了亚当·斯密士[亚当·斯密]的《原富》和达尔文的《物种原始》[物种起源]和约翰·斯陶德·密尔[约翰·穆勒]所著的一本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骚[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学》和孟德斯鸠所著的一本关于法学的书。我将古希腊的诗歌、罗曼史、神话和枯燥的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混合起来。”这些18世纪到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文社会科学名著，对求知若渴的青年毛泽东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他说：“每天一到图书馆，就像牛进了菜园，贪婪地啃起来”，“每读一本都得到一些新的启发”。 再次，毛泽东于1913年春到1918年夏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求学五年半的时间，这是他更为系统地学习西方新学，接受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时期。这种学习主要通过三种途径来实现。一是聆听湖南一师不少学贯中西的老师的课堂讲授。二是通过接触当时的进步书刊，特别是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毛泽东眼界大开，思想更为解放。三是阅读老师给推荐的各种书籍，自觉研究哲学，他上下求索，致力于探索使人获得自由、平等、解放的“大本大源”。其中要特别提到他的恩师杨昌济，杨昌济先生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学贯中西，品德高尚，他给毛泽东等人讲授伦理学。他的讲课很精辟，提纲挈领，且融贯中西，极大引发了毛泽东的学习兴趣。他选择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家、伦理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作为修身课教材，毛泽东对这本书极为喜爱，读得非常认真，并且边看边思考，在仅仅十万字的该书上写下了12100余字的批语。批语的内容绝大部分是抒发自己的伦理观、人生观、历史观和宇宙观，以及对原著的各种批判和引申；少部分是对原著的简要的赞同语和章段的提要。在批注中有他对社会平等的热烈向往和追求，但当时他主张的实践方法是不太正确的，因为他把希望寄托在大哲学家、伦理学家身上，以为只要从思想上进行改造就可以去掉积淀了几千年的奴性，实现人人平等，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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