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印度之行》中宗主国英国代表的西方文化处在强势的地位，属于中心文化，拥有强势的话语权，具有积极主动观察角度的特权。而印度文化却处在弱势的地位，属于边缘文化，被中心文化所歧视，被剥夺了话语权，处在被观察的消极地位。在印的英属殖民者认为印度人松懈、懒散、古怪，而且十分危险，所做的事情和所说的话背后都有阴谋。有人甚至认为“生活在维度3O度内炎热气候的土人都是牲畜”，或“对付印度人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死去”(侯维瑞，1996：189)。因为英属殖民者这种盲目的东方主义情节，在小说文本中充满了两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1）菲尔丁和阿齐兹医生。
在《印度之行》中从始至终贯穿的人物主要有菲尔丁和阿齐兹医生，两人之间的友谊也是随着情节的发展而产生变化。菲尔丁是英国派驻印度的文化官员：他温和、直率、聪明、理智，是福斯特在这部小说中的代言人。这些品质也是他链接两国友谊的基础。在小说中体现了菲尔丁始终怀着“连结”的心态与各个印度阶层的人民交往的意愿。在马拉巴山洞事件发生后，他不顾英殖民者的谴责，公然的支持阿齐兹，并且坚信阿齐兹是清白的。虽然没有狭隘的种族观念，可是他骨子里的文化身份决定了他肯定要以西方的视角审视东方，因此他意识到印度文化中的混浊、愚昧、低俗，而他心目中的印度人也具有着神秘，虚伪、软弱、冲动。这样的冲突使他既无法认同殖民者对印度人民的轻蔑的态度，也无法真正的理解印度人的看待问题的角度和处理问题的方法。这些也为小说最后一章描写阿齐兹和菲尔丁的友谊最终走向疏远做了铺垫。
阿齐兹则带有一种热烈的感情色彩，他用直觉判断谁好谁坏，遇事更多地诉诸本能，因而具有浓厚的东方集体主义感，同时又倾慕西方文明的发达和西方优秀文化。经历了岩洞事件和法庭审讯，两人对彼此之间的性格、文化和种族差异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最直接的冲突来自于在第27章菲尔丁和阿齐兹夜晚在屋顶上的那段争论之中。菲尔丁劝阿齐兹放弃对阿黛拉小姐的赔款要求，他不理解阿齐兹为什么对阿黛拉这么无情而对穆尔夫人却如此热爱。阿齐兹争辩说人的感情不是土豆，不能称斤酌两，友谊不存在“给”和“还”的问题。他称菲尔丁是“实利主义的”，菲尔丁反驳说你的“不公正”比我的“实利主义”还要糟。这段争论深刻地反映了两种价值观的分歧。这种种冲突带来的创伤使得族群对历史的记忆有着相同性，其中的成员也经历了重新定位自身身份的变化，也使得阿齐兹从一名大英帝国的“维护者”觉醒，成为一名民族主义者。
（2）穆尔夫人及阿黛拉小姐。《印度之行》是由两位英国女士穆尔夫人以及阿黛拉小姐来印度旅行为主线开展故事情节。作为在文章中为数不多女性，她们在到达印度之前是怀着期待的心情，希望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体验迥异的东方文化，但是接触到的却是英国殖民者对当地的印度人充满了无知、偏见、傲慢与歧视，这种种族之间的隔膜与分离，也引起了自身身份的定位和反思。穆尔夫人作为一个虔诚的具有人文主义关怀的基督教徒形象，在这次印度之行中“收获”到的是致命的信仰危机。面对印度教中一切归于自然，恶即是善、善即是恶的万物合一的信仰，穆尔夫人迷失了自己的文化身份，经历过马拉巴山洞游览后，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山洞的虚无和回声告诉她：“怜悯、虔诚、勇气-世界上什么东西都有，可什么东西都毫无价值。”这些体验使她由开始的真挚热情转变为冷漠无视和消极厌世，放弃了自己对爱的追求，也为最后她的死亡做铺垫。
阿黛拉小姐具有福斯特所抨击的英国中产阶级共有性格，即虚伪、压抑情感。她声称要了解真正的印度，但是在游览马拉巴山洞过程中，由于受到殖民主义东方话语潜移默化的影响，她开始相信：“按照自然规律，肤色较黑的人种总是迷恋肤色较白的人种”。产生了幻觉上的强暴，也可以揭示为“隐喻强暴和真实强暴，这里的真实强暴是英国殖民者对印度人民的政治文化上色掠夺与摧残。隐喻强暴是指被殖民的印度男子强暴了白种女性殖民者，可以视为印度人对英国殖民霸权文化的反抗。这两种强暴可以隐喻为帝国主义的征服，殖民主义的恐慌与妄想。”（崔少元，2001：67）具有象征意义的“回声”在阿黛拉当庭承认这场诉讼只是自己的一场幻觉的时候也随即消失。她与朗尼的婚姻也正因为这场诉讼走到终点。由这场虚幻的强暴所引发的审判是小说的所有矛盾的爆发点，让我们清晰的认识到穆尔夫人和阿黛拉在殖民地的不适应感既是身体上的,也是精神上的;是气候等地理因素所致,更象征着文化冲突在这些殖民主义者身上产生的影响。面对着通过武力争夺到的殖民地和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面对那燃烧着仇恨烈火的种族创伤和文化创伤,殖民者内心充满了对这种强大反抗力量的恐惧。也体现出福斯特对人文主义关怀和殖民统治霸权的冲突的抨击。
《印度之行》只是从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待英，印关系，但是没有揭露出帝国主义侵略和殖民主义统治的本质。福斯特认为殖民者与当地居民的对立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英国上层资产阶级精神上的“发育不良”。 2/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