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摘要〕：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是其社会学理论体系重要部分，文化资本概念的提出，为我们分析社会结构分析了新的视角，根据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的概念，文化资本包括三种形式，而不同形式的文化资本之间的转换又体现了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在不同场域中的关系。
论文关键词：布迪厄 场域,文化资本
布迪厄是当今法国最有影响的社会学家，他的研究涉及经济、文化、艺术、教育和国家政策等领域，这其中文化资本理论在他的研究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而文化资本概念的提出，也对原有的社会分层理论与社会分层标准，提出了挑战。
一、资本的概念
1、场域和惯习
场域与惯习是布迪厄社会学理论的两个核心概念，场域可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对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制度所产生的决定性的影响都是客观决定的。而决定这些位置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分配结构中，各种位置实际和潜在的处境，另一方面是这些位置彼此之间的客观关系（这些关系包括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对应关系等等）。
在布迪厄看来，惯习是一种生成性结构，它塑造、组织实践、生产着历史，但惯习本身又是历史的产物，是一种人们后天所获得的各种生成性图式的系统，因此，布迪厄将惯习称为：“体现在人身上的历史”(embodied history)|。由于人们已将它内化为一种“第二天性”以至于人们已经完全忘记它是一种历史。正如布迪厄所说的那样，惯习是一种“外在性的内化”(internalization of externality)。个体行动者只有通过惯习的作用，才能产生各种“合乎理性”的常识性行为，
布迪厄认为：惯习与场域的关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制约关系，场域型塑着惯习，惯习成了某个场域所固有的必然属性体现在身体上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一种知识或者说认知建构的关系，惯习有助于把场域建构成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一个被赋予了感觉和价值，值得行动者去投入、去尽力的世界。
2、资本
布迪厄将场域(field)作为他进行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单位，并以资本(capital)作为工具将对场域的分析扩大到整个社会，因此资本的概念在布迪厄的理论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首先，在布迪厄看来，社会世界是具有积累性的历史世界，因此在分析社会时，需要引入资本的概念，考察资本的积累和效应。其次，场域是一个充满争夺与竞争的空间，场域中各种位置的占据者利用各种策略和自身所拥有的资本来保证或改善自己在场域中的位置，在这个过程中，资本是竞争的目标，同时又是竞争的手段。所以，布迪厄的资本的概念也不同于经济学家所使用的资本的概念，在布迪厄看来，资本体现了一种积累形成的劳动，这种劳动同时以物化和身体化的形式积累下来这种劳动可以作为社会资源在排他的基础上被行动者或社会群体所占有，另外资本同时也体现出一种生成性，总是意味着一种生产利润的潜在能力，一种以等量或扩大的方式来生产自身的能力。当布迪厄把资本的理论从经济领域时，资本已经不具备马克思理论中榨取剩余价值或驱动资本主义原始的剥削的含义，资本实际上变成了超历史的，能产生权力的资源。
在布迪厄早期的论述中，他将资本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三种形式。经济资本指的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形式，即可以直接兑换成货币的资本形式，经济资本可以制度化为产权的形式。社会资本是指当一个人拥有某种持久性的关系网络时，这个由相互熟悉的人组成的关系网落就意味着他实际或潜在所拥有的资源。文化资本指的是借助不同的教育行动传递的文化产品。布迪厄认为资本之间可以互相转换，经济资本是资本的最有效形式，是其他各类资本的根源，经济资本可以直接转换成金钱的形式，从上一代传递给下一代；另外，经济资本也可以转换为象征资本（即社会资本或文化资本）。虽然象征资本最终可以被转换成经济资本，但是这种转换较为复杂，不是即时性的，并且带有一定的风险性。
二、文化资本
文化资本是布迪厄社会学研究中最有特色的问题之一，在《资本的形式》一文中，布迪厄第一次完整地阐述了文化资本的基本概念，提出了自己的文化资本理论。根据布迪厄的观点，文化资本指的是借助不同的教育行动传递的文化产品。在一定条件下，这些文化资本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并可以通过教育证书的形式予以制度化。因此，文化资本在形式上表现为一种具体化的文化资源，本质上则是人类劳动成果的一种积累。
文化资本有三种存在形式；一是身体化的形态，体现在人们身心中根深蒂固的那些性情倾向之中；二是客体化的形式，体现在那些文化物品之中（如书籍、词典、机器等）；三是制度化的形态，体现在那些特定的教育安排上（如教育资格认定制度等）。文化资本也相应地被分为个体化的文化资本、客观化的文化资本和体制化的文化资本。
个体化的文化资本的获得（或者说文化能力的获得）是以内在化为前提的，这一过程需要学习，需要学习者亲自投入时间与精力，这一过程不具有任何的替代性的原则，个体化的文化资本一经获得，它就成为人的固定财富，成为一个人固定的组成部分，成为个人素质的组成部分，因此它是与特定的个体紧密相连的，无法通过直接继承的形式获得，正如父母无法直接将自己的学识、文化素养赠予自己的孩子一样。
文化产品是文化资本的客体化形式，一种文化产品总包含着一定的文化价值，其价值是由具有文化能力的个体根据其内化的文化内容所赋予的，文化产品以物质的形式存在，是可以直接传递的，也可以为人所占有，从经济角度而言，它可以被实体性占有；从文化消费的角度来说，它可以被象征性地占有。例如，一个富商购买了高级艺术品，从经济角度来看，这艺术品已经成为了他的物质财富，而如果他具备艺术鉴赏能力（即相应的文化能力），那么，他就可以从象征意义上消费、享受、占有这个艺术品。否则，这个艺术品对他而言只能是一种纯粹的物质和摆设。虽然布迪厄认为，文化产品的价值有其自主存在的法则，不能单独以是否被主体占有来衡量，然而，文化产品只有被占有并作为一种投资参与到文化生产的斗争之中，才能成为一种有效的资本而存在，才能获取一定比例的物质或象征的利润。
体制化的文化资本是文化能力经过文化体制的资格授权后的存在形式。文化管理部门通过对文化资本的制度化来干预控制文化资本，使得个体化的文化资本得到合法保障，其拥有者的学术身份得以确认，从而使得它与非体制文化资本相区别，非体制文化资本及其持有者则不断受到质疑。在高度社会化的市场经济中，文化资本一旦被体制化，它在体制上就得到认可，并表征为一种学术资格证书，这种证书就赋予其拥有者一种有合法保障的文化权利。因此，在文化资本日益发展和资本形式日渐庞杂的现代社会，文化资本的体制化具有明显的必要性和有效性，资本的体制化确定了文化资本社会价值的合法性，保证了体制文化资本的社会公认性，同时呀在文化与社会权力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体现了文化资本在社会领域的权力和价值。
三、文化资本的转换
（一）文化资本不同形式的分离
在布迪厄对不同形式的文化资本及其关系的分析中，不难发现其中资本转换的思想。就文化资本的理想状态而言，个体化的文化资本、客体化的文化资本和体制化的文化资本应该是统一的，但实际上，资本的这三种形却处于分离状态。首先我们看看个体化的文化资本与客体化的文化资本的分离，例如，一个富商买了一幅画，尽管他并不具备相应的艺术鉴赏能力（即文化能力），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对客体化的文化资本的占有和积累，这里实际上发生了经济资本向文化资本的转换。再看个体化的文化资本与体制化的文化资本之间的分离，这种分离可分为两种形式：第一种是个体化的文化资本没有被体制化，没有成为社会公认性，例如一个学术造诣很深的大学教师没有按照学校的制度要求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而只是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学生分享，因而未能评上相应的职称。另一种是体制化的文化资本名不符实，没有相应的个体化文化资本，例如在职称评定中，拥有很高的职称，却不具备与之相称的专业水平。这两种情况通常都会涉及到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或者是经济资本之间的转换。文化资本内部不同形式之间的转换体现了文化资本与外部其他资本的转换，个体的文化资本被客体化、体制化的同时，文化资本本身也不可避免地被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所侵蚀。
（二）资本转换观点在家庭教育场域中的运用
文化资本的积累机制包括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家庭是人接受教育的第一站，人所有的认识活动都是从家庭开始的，家庭对于人文化资本的积累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家庭文化资源的多少与性质直接影响后代文化资本积累的性质和质量，家庭的价值观念、心理特质与行为方式和家长的知识技能，对下一代具有塑造作用。其次，家庭原本拥有的总体资本（包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可以以投资的形式，为其成员的文化积累提供条件，宽裕的经济条件也可以为下一代获取文化资本提供保障。布迪厄曾重点分析了家庭中的经济资本向文化资本的转换。在家庭中，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不仅取决于家庭所拥有的文化资本的多少与性质，还取决于家庭中可供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特别是母亲的闲暇时间），因为要实施很好的家庭教育，要求长辈（尤其是母亲）有更多可供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而闲暇时间的长短则取决于家庭中的经济状况，家庭的经济资本在这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家庭的经济状况好，不必为谋生花费更多的时间，而闲暇时间就相应地增加。另外经济条件宽裕的家庭还可以为后代提供更多的文化产品（书籍、乐器、艺术品等），为后代更好的实现文化资本的内化创造条件。
四、文化资本与社会不平等
布迪厄一直思考的一个问题是：特权、权力的不平等为什么得以代代相传而没有招致公开的抵抗，甚至没有人认识到这一点，而这种社会的不平等又是如何被合法化的呢？布迪厄是通过研究文化资本的体制化过程来寻求问题的答案的，布迪厄认为，相较于家庭、教会、公司，学校更应该对社会不平等的传递负责。因此，研究社会不平等的代际传递则可以通过“测定教育体系对社会阶级之间的权力关系和符号关系结构的再生产所起的作用”来实现。
布迪厄认为：社会结构具有自我复制的机制，通过社会再生产，家庭成员实现了社会地位的家庭内的代际传递。社会再生产包括经济资本的再生产与文化资本的再生产，经济资本的再生产指家庭财产以遗产继承的方式从上一代直接传给下一代，这是一种直接再生产，而文化资本的再生产则不象经济资本再生产那么直接，原因是文化的内化与继承需要通过教育机制这个媒介，这个传递过程离不开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参与。首先是家庭教育，通过家庭教育，不同家庭背景的后代继承了其父辈的文化资本，获得了上辈人的“惯习”，从而使得社会成员之间的差异代际传递。其次是学校教育，在《再生产》一书中，布迪厄认为教育体系起着三个核心作用，首先是“保存、灌输、神化”一种文化遗产的作用，这是它最主要的功能。学校教育不仅仅是技术知识与技巧的传播，还承担着将社会成员社会化的任务，即向社会成员传输特定的文化传统，因此，学校是“一个专门发明出来维护、灌输、传播一个社会的文化规范的机构”，它承担着文化再生产的功能。
当教育系统的这种功能与传统教学方式相结合时，教育系统就发挥了第二种功能，即再生产不平等的社会——阶级关系的“外在”功能，它强化而不是重新分配文化资本的不平等分布，发挥着一种社会再生产的作用。教育系统的第三种功能是将这种社会不平等的代际传递“合法化”通过把它所传播的文化遗产神圣化，教育体系使人们的注意力偏离其社会再生产功能，而只关注其文化再生产的功能。
在《国家精英》一书中，布迪厄收集了法国84个高等教育机构学生的资料，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分析，揭示了阶级结构空间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总量的差异与学校空间之间存在的惊人对应性。首先，在名牌学校与一般学校之间的对立，反映了社会空间中上层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其次，在培养知识分子的学校与培养公务员、工伤管理人员的学校之间的对立，反映了统治阶级中两个集团即文化资产阶级和经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布迪厄认为造成这种对立的原因，是不同的学生从不同的家庭背景中获得的惯习不同，他们根据自己从父辈那里获得的惯习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学校。如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学生，继承了知识分子的惯习，更乐意选择象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塞夫勒高等女子师范学院这些代表科学与知识一极的院校，在这样的学校里，学校考察学生的首要标准是出色的学术成就或学术资本的积累。而商人、官员家庭出身的学生则倾向于选择象国家行政学院，巴黎政治科学院等代表行政与政治一极，这些学校从商业界和国家机构招收学生，同时也将它们的学生纳入商业界和国家机构的高层。这些学校不仅依据学术成就的大小进行排名，同时还依据“它们在经济资本等级中的位置以及它们所指向的位置的权力”进行排名。因此，这两类精英教育倾向于为统治阶级中的不同部分服务，即在文化资本上相对富有的部分和在经济资本上相对富有的部分。
文化资本理论在布迪厄的资本理论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这不仅因为文化资本概念的提出拓展了原有的资本的概念，同时还为布迪厄进行社会结构分析提供了一种独特视角。首先，文化资本概念的提出消解了文化场域的非功利性神话，在布迪厄看来，文化就象一种资本可以成为一种获得的工具，是手段而不仅仅是目的，他将文化分为不同量的形式，从而使文化成为个体或者群体参与社会竞争的手段，体现了文化积极、主动的一面。其次，文化资本通过教育这个媒介进行再生产，这种再生产的过程揭示了资本社会再生产的规律与结果。从表面看，这种再生产是文化资本和教育场域的自我的再生产，但是通过这种再生产，教育机构同时也承担了社会再生产的“外功能”。这种社会再生产的结果，使得社会结构得以复制，社会的不平等得到强化。这样，通过对文化资本再生产的分析，布迪厄确立了教育过程与社会分层之间的结构性联系，即宏观水平的社会阶级不平等模式与文化资本的不平等分配，被联系于微观水平的学校选拔制度、成绩评估制度与以及学校的课程设置等方面的分析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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