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号召其打破父权制社会的枷锁。女性与自然拥有一种天然紧密的联系。这部作品对于人与自然的分离。人类与自然进入一种和谐相处的状态。
论文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父权制，女性，自然，和谐
爱?摩?福斯特是英国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和文艺评论家，也是二十世纪上半叶英国文坛最负盛名的小说家之一。其《印度之行》自发表以来受到了众多评论家多角度的评论。之前对这部小说的研究主要针对其所体现的政治文化因素。也有一些评论家从叙事学理论、后结构主义、心理分析理论等角度出发分析该作品。然而，这部作品对于人与自然的分离，男女的不平等等问题的揭露却往往被人所忽视，因此本文尝试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去探析小说中所体现出的生态女性意识：指出在父权制统治之下，女性与自然拥有一种天然紧密的联系，无论在生理还是心理上都惺惺相惜。女性是自然天然的守护者，而自然则呼唤女性独立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号召其打破父权制社会的枷锁，在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之间建立一种和谐平等的关系。
小说中两位女性角色——阿德拉和穆尔夫人——对印度这个国家中的种种自然意象以及这个国家本身都产生了心灵上的通感与交流，表现出了女性与自然之间天然紧密的联系。与此同时，自然与女性又同时沦为男权体制中的被统治者，处于“二元论”中较低级的一层，被认为是“身体”、“感性”和“他者”的弱势群体。然而在小说中通过各种形式的联合斗争，自然与女性积极的反抗“父权中心”和“人类中心”，挑战代表父权社会的思想根源“二元论”，最终推动男性与女性父权制，人类与自然进入一种和谐相处的状态。
一.女性——自然的守护者
“人类的存在是沉浸在大自然之中的，是依赖于自然，并与它不可分离的。”（格里芬，2007:4） 然而男性却将自己与自然隔离，使自己像一个陌生者被安置在这个世界里。相比之下，女性比男性更能意识到自己是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与自然密不可分，“我们是自然。我们是理解自然的自然。我们是拥有自然之观念的自然。哭泣的自然。对自然讲述着自然的自然”（格里芬，2007:365）。无论在生理结构还是心理结构，女性与自然都是极其相似的，同样都是生命的孕育者。因而小说中的女性角色对自然流露出了敬畏与怜惜之情，文中多次出现的象征自然万物的印度黄蜂极好地阐述了这一点。
福斯特在《印度之行》中对于印度黄蜂描述了数次论文开题报告范例。黄蜂第一次出现在穆尔夫人的衣钩上，当她发现他时，对这一被认为是最低等的生灵表现出了极大地关怀与慈爱，友好地称其为“可爱的小东西”。她不仅意识到了他的存在，并且对这微小的生灵表现出了欣赏与敬畏之情。生态学家阿尔贝特?施韦泽提出了著名的“敬畏生命”生态伦理学，这一学说认为：“有思想的人体验到必须像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一样敬畏所有的生命意志。他在自己的生命中体验到其他生命。”（施韦泽，2002:5）敬畏生命不仅要求敬畏人的生命，而且要求敬畏动物和植物的生命。穆尔夫人对于这一象征着大自然的微小生物的反应可以体现出其对于自然的人文关怀与敬畏。小说中，女性可以与苍蝇、黄蜂、飞鸟、甚至岩石、泥土等对话，还可从中感悟生命，获得灵感，更加懂得珍惜和保护自然万物的生命意志，认为上帝存在于万物之中，一切生灵皆平等。
然而相比于女性对于自然的敬畏和热爱，小说中男性的代表——两位传教士在被问及上帝赐予的无限恩惠是否会惠及小黄蜂的时候，他们表现出了心神不安，并迅速改变了话题。曾经宣扬神圣的普爱之心的虔诚基督徒在冷漠对待象征着自然的黄蜂时，却暴露出了基督教的伪善以及“人类中心”的本质。认为动物比人类低等的这种思想可以追溯到《圣经?创世纪》一章。在这本影响了整个西方价值观的著作中，上帝对亚当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地上的一切，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活物。”（Huang,1997:6）按照《圣经》中的说法父权制，是上帝使男性成为整个世界的管理者与支配者，高于一切生灵。美国史学家林恩?怀特曾指出，“犹太—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White,1966:6）“基督教伦理没有考虑到动物，……大家一直装作动物没有权利，他们告诉自己，人对动物的所作所为与道德无关。”（Tyson,1989:308）恰恰是基督教伦理的自身局限，导致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的产生，也导致了二元论的产生。
在小说的第三十三章，印度黄蜂出现了第三次。在印度教徒庆祝其爱神降生的典礼上，戈德博尔教授突然回忆起穆尔夫人对于一只微不足道的小黄蜂的温柔与慈爱。作为一名男性，他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将穆尔夫人的形象与黄蜂以及爱神联系在一起，冥冥之中感受到了女性与自然那种天然密切的联系；女性对于自然万物的怜悯与爱护；女性与所有这些美丽的自然景物——微不足道的黄蜂、温柔的月色、田野、丛林等，融为了一体，与自然留着相同的血液。阿尔贝特?施韦泽认为，“一切生命——人、动物和植物——属于一个整体是不言而喻的原则。他们都是宇宙中平等的组成部分。”（施韦泽，2002:73）女性关于万物皆平等的超前思想，透过男性的目光，不仅得到肯定，而且也感化到了男性。他们开始反思曾经对于自然的无视与压迫，逐渐认清二元论将男性与女性，文化与自然，思想与身体，文明与荒蛮割裂开来的做法是有违自然法则的错误行为。上帝面前万物皆平等，人类不应仅热爱自己的生命，也应爱惜和保护自然万物。
二.自然——女性的启蒙者
在《印度之行》中，马拉巴山洞毫无疑问是最具神秘性和影响力的自然的代表。与此同时，只有女性才能感知到它的神秘与召唤。苏珊?格里芬（2007:258-260）在其《女人与自然》一著作中认为女性与洞穴之间有一种独特的关联：洞穴的形状与女性子宫的构造十分相似。当女性穿过洞穴时，她们自然就会对那些丰满与凹陷的形式产生一种让身体震撼的感觉。这种感觉来自她们的心，手，眼等各种感官。正是这种神秘的自然力量唤起了女性这些真实的感觉，她们独立的自我意识才逐渐苏醒，意识到自己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存在，而不是男性的附属品。因此，自然当之无愧为女性自我意识复苏的启蒙者。
而马拉巴山洞正像女性的子宫一样父权制，可以使在父权制统治之下迷失自我的女性获得“重生”。在进洞之前，阿德拉仅仅因为精神上的空虚和身体上的需要，决定嫁给朗尼；穆尔夫人则将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她的婚姻和孩子。她们都已经失去了独立性，成为了男性的附属品。然而，在经历过马拉巴山洞的神奇之旅后，她们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穆尔夫人开始怀疑她的婚姻，意识到她只是父权社会的附属品，完全失去了自主性，只是在为别人而活。与此同时，阿德拉也意识到自己并不爱朗尼，不想成为男性社会的点缀品。由于这种强大的精神震撼，她甚至在山洞中出现了幻觉。而小说中的男性角色对于自然的召唤没有产生任何的通感。菲尔丁和戈德博尔教授错过了去山洞的火车论文开题报告范例。尽管阿齐兹和男向导进入了山洞，但他们却麻木不仁，没有感知到来自自然的任何召唤。男性与自然的这种疏离被暴露无遗。
在小说中，福斯特对于马拉巴山洞的洞壁给与了细致的描写。“圆形洞室的墙壁被磨得无比光滑……那墙壁像一面装点着漂亮色彩的镜子……，比无风的水面还平滑。”（福斯特，2008:109）根据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孩子在最初不具备独立的“自我”意识。当他在第一次在镜子中看到自我形象时，他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朱刚，2001:122-126）在镜子般洞壁的启发之下，阿德拉和穆尔夫人正是经历了“镜像阶段”，“自我”意识开始萌发。此次旅程之前，她们曾经试图在“爱”中找寻“自我”，结果却一次次的迷失，最终沦为男性的附属品。最终，在洞壁的启示之下，穆尔夫人认清了父权社会下婚姻的欺骗性，而阿德拉也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存在的，并且质疑婚姻的真正意义。
最终导致束缚女性的父权制枷锁彻底毁坏的是马拉巴山洞的回声。马拉巴山洞的回声和别的地方的回声全然不同，“它是一种非常单调而毫无差别的回声，不管说什么，回答的都是同样单调的声音……‘bou-oum’或者‘ou-boum’”(福斯特，2008:128) 由于这神秘的回声将语言和意义的力量完全的摧毁了，“将从最微弱的语音到《圣经》里最神圣的意念和宣言在内的一切——从‘让那里被照亮’到‘它完结了’——都弱化为相同的没有意义的语句。”（福斯特父权制，2008:122-125）这个事实彻底摧毁了穆尔夫人对于宣扬“男权中心”和“人类中心”的基督教的虔诚的信仰。由于正是基督教所提倡的“二元论”和“人类中心”学说才导致了父权社会对于女性和自然的压迫，因此对于穆尔夫人来说，在回声的启发下放弃对宗教的迷信也就意味着其反抗男权枷锁的女性意识的完全复苏。至于阿德拉，她反抗男权束缚的意识的觉醒，以及其重生为一个具有独立性和包容性的新女性，这其中回声都起到了不容置疑的作用。在控诉阿齐兹强奸她之后，阿德拉一直都被曾经在山洞中听到的回声所困扰。这回声似乎是想提醒她什么。最终在反复回荡在耳边的回声的帮助下，她意识到阿齐兹是无罪的，勇敢的撤回了控诉。正是这回声引领她听到了自己内心的呼唤，相信了阿齐兹。不言而喻，“二元论”中引以为傲的“理性”原则被由强大的自然力量所激发出的“感性”彻底击败了。
三.结语
本文运用生态女性主义分析小说《印度之行》，指出同处于二元论中较低等的一方，女性与自然在身体与心灵上都产生了交流与通感：女性比男性更能意识到自己与自然的密切关系，细心的呵护和关爱自然万物，坚持上帝面前一切生灵皆平等，并无上下高低的等级之分；而自然则以其神秘的力量启蒙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鼓励其积极的冲破父权制枷锁的束缚，找寻到自己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存在的价值。小说中女性与自然的这种团结与认同，为其摆脱“人类中心”论和“男性中心”论的残酷统治，以及改变人统治自然、人统治人的思想提供了一条新的出路，有利于在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的和谐平等的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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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White,Lynn. 1966.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 Crisis[M]. Georgia: The University ofGeorgia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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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福斯特，2008，《印度之行》[M]，杨自俭，邵翠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7]苏珊?格里芬，2007，《女人与自然：她内在的呼号》[M]，毛喻原译，重庆：重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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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左金梅等，2007，《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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