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漂泊者》的作者布莱恩•卡斯特罗及其主人公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主人公对“身份认同”从起初迷惑、执著，到最后顿悟、超越，不再沉迷于身份的认定。和自己创作的主人公身份经历相似，作者对“身份”也持挑战和否定态度。可见，作者是想通过主人公表达自己的对传统文化身份的挑战和不屑，确立了自己的后殖民主义身份观。
论文关键词：卡斯特罗，《漂泊者》，身份认同，后殖民主义
一、理论依据
“身份”，是古往今来众多哲学家、思想家研究和关注的问题。拉康，福柯，德里达等理论大师都在自己的研究中谈到了“我是谁”的问题，并对“身份”进行了孜孜不倦地研讨。一般说来，身份泛指一个人的种族、血统、家世、政治经济背景以及个人经历，具有社会属性。关于身份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先天决定的和后天成就的差别。不管你是否承认，古往今来这些因素和差别不同的身份往往决定了人在社会上的地位，也因此引来不同学派、学者对文学作品乃至现实生活中对身份问题的不同见解。
在后殖民理论家看来，“无论是个人的还是民族的文化身份都是后天建构起来的，不存在天生的优劣贵贱之分。后殖民主义身份观……消解了以欧美中心论为基础的等级性的种族观念和民族观念，为‘少数族’争取应与的公民权奠定了理论基础。”[1] 1978年，赛义德发表《东方学》后殖民主义，这部巨作的划时代意义在于，它为东方、第三世界民族国家认识他者和自我、建构自我的主体和文化身份提供了新的理论“透镜”[2]。
霍米?巴巴认为，在后殖民和后现代语境中，真正的学者必须永远质疑的是：自己的文化身份，自己的阶级民族立场[3] 很显然，霍米?巴巴将文化身份定位于殖民国主流文化以外的非主流的文化。霍米巴巴曾说过：“我一直对自己的边缘而又处于疆界的身份感触良多。不过我比较关心的是从这种身份得出的文化意义。”[4] 他认为，非主流文化显然是处于弱势的，被压迫的地位，但是它完全可以对占主导地位的殖民国主流文化进行“改写”，这种改写的目的之一就是使自己的边缘生活得到改善和提高.
在这些理论的前驱指引下，越来越多的亚裔或是华裔作家开始关注、讨论、创作、建构有关自身或是祖先的文化身份问题。这些作品的共性在于它们多以华（亚）裔个体或族群的生活为创作源泉，以华（亚）裔自身文化与异族文化（即殖民地文化）的碰撞为故事背景，以华（亚）裔的生存模式、精神状态、价值观念、情感变迁、追求根源等作为探索方向，表现了华（亚）裔对自身文化身份定位由疑问-困惑-追求-解脱的过程，这也突显出文化身份近年来受到普遍关注，此类作品层出不穷的事实。
二、文献综述
“近20多年间，文学作品在表现华裔在两种或多种文化并存下的精神模式、价值观念、情感、追求本真生存的困惑和历程等方面，都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华裔的文化身份问题，”[5]很多文学家出于不同的目的，在不同的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和深度，对身份问题作了诸多研究和探讨。
美籍华人心理学家Stanley 和Derald Sue 认为“华裔的身份构成受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种族主义……影响……互相制约，冲突不断，最终形成较普遍的认同观，即‘传统的中国人’和‘边缘人’。[6] 在笔者看来“传统的中国人”应该是那些第一代中国移民，他们处于不同时间来到不同国家，但是去国怀乡，无论心里的信念还是为人处世的准则后殖民主义，仍旧以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传统为指导，自身并未能真正接受他国的价值观念。而‘边缘人’就好像夹心人，身处于自己上一代的“传统中华文化”的耳濡目染，但同时受着周围异国文化和环境的熏陶，长相是中国的、语言是异国的、口味是异国的、国籍是异国的。虽然身在异国环境的包围下，但是没有真正融入主流社会。他们内心可能充满挣扎，充斥着“我是谁”的关于自身身份认同的疑惑不解论文参考文献格式。对于亚裔族群来说，探问自身文化身份的有效途径，就是围绕这类主题进行创作。[7]
而澳大利亚籍华裔作家布莱恩?卡斯特罗就是众多此类文学创作者中的代表。他的代表作《漂泊者》中的华裔澳大利亚主人公“遇到了认同危机”，“以一种后现代的、超越国家的世界主义声音在说话……并对澳大利亚民族主义的虚伪本质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和批判。”[8]（甘）以往澳大利亚小说在对中国人的表现上，具有强烈的东方主义倾向。欧阳昱在其著作的《表现他者：澳大利亚小说中的中国人1888-1988》一书中，将这种倾向分为积极和消极两种，主要表现是消极的东方主义，即丑化、污蔑、贬低中国人。积极的东方主义是赞扬中国人，但这类作品很少。而卡斯特罗的作品就是对此类传统的颠覆。澳大利亚评论家David Tacey说过，卡斯特罗讲述的是现代派的故事，提出的却是后现代的问题——文化身份的思考……不仅如此，卡斯特罗还在其他作品中表现了作为一个无根无基、到处漂泊的人对自身文化身份、对作家的创作使命与作家个性的关注。[9]
三、《漂泊者》所体现的身份问题
在第一部长篇小说《漂泊者》（Birds of Passage）发表后，澳大利亚籍华裔作家布赖恩?卡斯特罗及其作品立刻引起澳大利亚文坛的轰动，并获得1982年《澳大利亚人报》福格尔文学大奖。至今，卡斯特罗已经创作了9部小说。《漂泊者》、《追踪中国》（After China，1992）、《双狼》（Double-Wolf，1991）、《随波逐流》（Drift，1994）、《波默罗伊》（Pomroy）、《斯苔珀》（Stepper，1997）、《上海舞》（Shanghai Dancing，2003）和《花园书》（The Garden Book， 2005），及一部论文集《寻找艾斯特莉塔》（Lookingfor Estrellita后殖民主义，1999）。这些小说有5部曾获澳大利亚的各种奖项，其中《漂泊者》影响最大，作品表现了早期华裔移民在澳大利亚的生存经历以及主人公的文化认同困惑。另外《双狼》获1991年《时代》报小说奖，《追踪中国》获1993年度万斯?帕尔默小说奖，《斯苔珀》获1997年班若小说奖，《上海舞》获维多利亚州/新南威尔斯州总理奖。这些作品的内容往往都是以讲述华裔移民在澳大利亚的生活来反映中国移民在澳的辛酸历史。
挑战传统的文化身份，是卡斯特罗文学创作的一个特点。他的第一部小说《漂泊者》就清晰而深切地反映了这一特点。作者塑造了一个主人公，西蒙斯?欧阳。他执着于对自己身份的追求和探究。首先，他有一个在别人看来很怪的名字，周围的人总是在不断询问关于他名字的问题，这既让他感到困惑，又让他感觉到自己的“边缘处境”。
“我叫西蒙斯?欧阳。我想找份工作。”
“嗯，好，你说你叫什么来着？”
“西蒙斯?欧阳。”
“一个中国人取这么有意思的名字。”
“我是澳大利亚人。”
“真是这么回事，嗯，你有中国血统。我能看得出来。你爸爸是中国人？你妈妈？”
“我不知道，我是澳大利亚人。”（Castro：24）[10]
这样的事情总是发生：
“你叫……？”
“西蒙斯?欧阳。”
“你叫这么个名字真够怪的，你说呢？”（Castro：60）[11]
从以上直白的对话中，我们不难看出人们都对这个名字感到好奇，总是在刻意询问，原因在于主人公长着一副中国人的相貌，却拥有一个外国名字。没有人会对这种询问无动于衷，因为它意味着对人身份的关注和质疑。让主人公疑惑的不只是名字的问题，还有其他问题。他想知道自己的家乡是哪，这一直让他痛苦不堪。作为孤儿，从小没人教他中国话，然而当他坐在课堂上要学中文的时候，却受到周围外国同学的嘲笑和质疑后殖民主义，中国人还要学中国话？ 等他到了唐人街，那里都是中国人，此时让他疑惑和感到孤独的是他们讲的是中国话，他却听不懂了。他爱吃西餐，可是养父母认为中国人天生爱吃米饭，所以给他米饭吃，以至于他一看见饭就恶心，被大夫怀疑得了神经性厌食。所有这些都让西蒙斯·欧阳困惑、孤独、迫切地想要找到一个答案，自己究竟是什么身份？
不仅如此，这种对身份的着迷还表现在西蒙斯?欧阳对他护照的着迷上。“我一直都随身带着它（护照），没有它我就活不下去了；我可不能让自己的身份从自己的手里丢了。”（Castro，58）[12]护照是证明一个人身份最好的凭证，它充分说明一个人是谁，从哪来。但是普通人对护照远没有西蒙斯?欧阳这么在意和着迷，因为对于他来说，只有紧紧握着他的护照，他才能感到自己是有身份的人论文参考文献格式。通读小说可以看出，西蒙斯?欧阳的身份认同危机，一方面来源于他的孤儿身份，但更主要来源于他自身作为华裔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尴尬处境。因为周围人对他都是怀有一种民族主义的观念，或是在赛义德看来的东方主义观念。但是小说最后的结果却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因为主人公最终摆脱了对身份认同的追求，具有后现代的意义。
我们来对比一下作者对小说主人公的塑造、结局的安排以及作者自己的身份经历，可以看出，作者很有可能是将西蒙斯?欧阳作为自己的一种原型和理想形式体现在作品中。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作者布莱恩?卡斯特罗的人生经历：1950年，卡斯特罗出生于香港和澳门之间的一艘船上。他身上有三国血统：来自父亲的葡萄牙血统，来自母亲的中国和英国血统。少年时期的卡斯特罗就被父亲送往澳大利亚的寄宿学校，并在悉尼完成了学业。后来后殖民主义，他在巴黎生活过一段时间，目前在澳大利亚的阿德雷德大学担任教授。通常情况下，对拥有多种血统、四处漂泊的人来说，如何定位自己的文化身份的确有点困难。而卡斯特罗恰巧具备了上述这些特点和经历。
由此可见，讨论身份问题或许已不自觉地成为卡斯特罗创作的中心线。卡斯特罗认为自己被“民族、民族主义、身份、地域……文化创作、流派……传统、后殖民主义、国际主义、移民、多元文化主义……种族……”等等词汇压得透不过气来。（Castro 1999:86）[13]由此可见，卡斯特罗和西蒙斯?欧阳的确拥有极高的相似度，因此在他的作品中，主人公或多或少都会关注身份问题，而其作品本身的创作意图也是讨论身份认同。
不过，卡斯特罗的先进性就在于此。一方面他不希望被别人贴上国籍和种族的标签；另一方面，他又基于自己的经历背景具备了一种别人无法比拟的多元身份从而又发展了一种独特的多元文化视角。正是因为站在这种高度上，他才得以用一种超脱了狭隘的身份观来阐释《漂泊者》的身份认同。他以后殖民主义的身份观结束了《漂泊者》，同时也以后殖民主义的身份观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今天澳大利亚对其他族裔“身份”的关注和禁锢已经释然了很多，这固然和时代的进步是相符的。但是也不能否认，这是《漂泊者》及诸多此类主题的作品带来的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李琳，生安锋.后殖民主义的文化身份观[J]. 国外理论动态，2004，12.
[2]李新民.后殖民理论与中国文化身份认同[J]. 世界文学评论，2008，1.
[3]霍米?巴巴.后殖民与后现代[EB/OL].
http://greatcourse.cnu.edu.cn/wxll/wlkc/kcxx/07/hmbb.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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