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印度之行》是E .M.福斯特的杰作，同时也是后殖民主义之经典。本文拟借助后殖民主义理论重新审视这一经典之作，探索其中个体文化身份的嬗变，即主人公阿齐兹个人身份的主体性建构，以期能够丰富福斯特及其小说的研究。此外，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之下，本文也凸显出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
论文关键词：福斯特，《印度之行》，主体性，杂交，欧洲中心主义
引言
爱德华·摩根·福斯特是公认的20世纪英国最重要的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之一。他的小说《印度之行》“不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文献，也是一部不同凡响的文学作品” [1] (P266)。基于对小说的细读，本文拟借助于后殖民主义理论，特别是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和霍米芭芭杂交性，探索主人公阿齐兹在两种文化缝隙中的身份危机。
阿齐兹是一个年轻的穆斯林医生，热心肠，易反复，易冲动，爱交际。他试图与与英国人菲尔丁和摩尔夫人的建立友谊，结果却导致了马拉巴山洞之祸。昌德拉普尔城的被捕和审判所带来的创伤严重扼杀了他的热心，外向性格，使他最终变成了一个猜疑心重，激昂狂热的爱国者和反英派。阿齐兹的身份主体性建构与他国家民族意识的形成是一致的。他的民族意识的产生经历了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 他的种族和穆斯林身份使他被英国人和印度人所排斥，他的身份处于分裂状态。在第二个阶段，他试图与英国人认同，以找到自己的归属感。然而由于英国人的欧洲中心主义思想和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他的努力却遭到了挫败。在最后一个阶段欧洲中心主义，他的民族主义意识因为审判事件而觉醒了。他最终意识到对英国殖民主义者来说，他是永远的“他者。”因此，他呼吁印度所有的人团结起来建立一个超越宗教冲突和分歧的联合起来的印度国家。
一、 边缘化的失语的穆斯林
阿齐兹是一个受过西式教育的穆斯林医生，他的分裂身份是两种文化冲突的结果。他的穆斯林身份使他被当地的印度人所边缘化，而他的种族身份使他对统治者英国人来说只是一个臣民。处于边缘化和文化冲突的缝隙中的阿齐兹不知道自己应该身归何处。穆斯林不是印度的本地人，穆斯林含有贬义，是“他者”的代名词。印度人和穆斯林是敌人。阿齐兹看不起印度人。在茶话会上，他在英国人面前批评印度人：“懒惰的印度人！他们根本没有社交观念。作为医生我非常了解他们。懒惰不守时的家伙！最好不要去他们家，因为那会让你对印度有错误的认识。没有干净的地方。我想他们是觉得自己的家很脏，因此没有派车来接你们”。[2] (P86)
在小说中，印度人与穆斯林相互攻击。高德波尔教授生病的时候是帕纳 拉尔医生为他看病。阿齐兹得知后非常气愤：“是啊，都是印度人。我们就在知道，他们象苍蝇一样聚在一起，干一些不可见人的勾当。” [2] (P118) 作为阿齐兹同事的帕纳 拉尔医生为了讨好上司以期得到提升经常在上司面前恶意中伤阿齐兹，甚至在阿齐兹生病期间作为英国人的间谍假装去看望他。当阿齐兹被错误的指控性骚扰阿德拉小姐时，他又主动地提供伪证来取悦英国人，所有的一切都因为他憎恨身为穆斯林的阿齐兹。尽管最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在审判之后暂时停止了彼此之间的长期争斗而握手言和，他们仍然在心理对彼此心存怨恨。阿齐兹希望印度教徒不要使他想起牛粪。印度治安法官达斯先生认为一些穆斯林很暴力，他们表面在笑，其实每一个人都在刺探对方的心思。[2] (P265)
阿齐兹的穆斯林身份使他被当地的印度人所隔离。他的祖先曾经是印度的统治者，因此他具有很强的怀旧感，然而，被具有欧洲中心主义心态的英国统治者所边缘化更加让他无所适从。
随着殖民文化与被殖民文化的相互碰撞，殖民地人民通常处于异化和边缘化的状态。他们被迫承担起了殖民者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他者”的角色。对英国殖民者来说，阿齐兹属于卑微的“他者”，是被征服，被统治的对象。他们对本族的文化与文明引以为豪，对印度则表示出强烈的偏见。在他们看来，东方人是落后，贫穷，情绪化，女性的代名词。[3] (P40)印度人，即使是作为客人也不允许进入英国人的俱乐部。昌德拉普尔城的英国城市执法官罗尼以高人一等的姿态来到印度，认为：“我们不是到这儿来讲客气的。。。我们来这儿目的是主持正义，维护和平。我来这工作是为了管理这个不幸的城市。我们不需要对印度人友好。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2] (P69) 他的这种欧洲中心主义思想在每一个英国人心里都根深蒂固。昌德拉普尔城的英国警察局长麦克布莱德先生对当地人持有同样盲目的偏见。他声称所有印度人骨子里都是罪犯，因为他们居住在南纬30度。
阿齐兹是两种文明的产物。他在欧洲学习到了先进的医学知识，他羡慕欧洲文明。因此他试图与英国人认同欧洲中心主义，主动地迎合奉承殖民主义者期刊网。霍米芭芭把他的行为称之为模仿，也就是被殖民者试图模仿当权者的行为以摆脱他们“他者”的地位。[4] (P86)因此，阿齐兹努力地想与英国人成为朋友。
二、与英国人连接的失败
然而，作为被殖民者的阿齐兹的模仿并没有在他的身份寻找之旅中取得成效。为了使摩尔夫人更加了解印度，阿齐兹邀请他们参观马拉巴山洞。他精心地为此次旅行做着准备工作。然而，马拉巴山洞之行却是一次灾难之旅。摩尔夫人在里面经历了一种可怕的体验。“这圆形洞穴里挤满了村民和仆人，开始散发出臭味来。。。。使他惊恐万状的不止是这种拥挤和恶臭，还有一个可怕的回声。” [2] (P158) 所有的一切使她惊恐不已，木然而坐。她心烦意乱，一时间失去了她生活中的一切快乐和兴趣。阿齐兹与英国人的第一次连接以失败告终。阿齐兹与英国人的第二次连接是试图与菲尔丁成为朋友。菲尔丁被认为是福斯特自由人文主义思想的代言人。菲尔丁与阿齐兹的友谊深厚而真诚。即使是在阿齐兹受审期间，他也依然是赤胆忠心，不离不弃。但是，英国人对阿齐兹的不公正对待给他们的关系带来了猜忌和敌意，这一重压是他们的友谊所不能承受的。尽管菲尔丁一如既往地光明磊落，真诚待人，但他与斯黛拉的婚姻最终也不可改变地使他重归英国人的行列，阿齐兹也因此与他反目成仇。
阿齐兹的努力被具有优越心态的英国殖民者所挫败，使人们分离的力量最终战胜了把人们聚在一起的力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齐兹试图与英国人连接的努力反而增强了殖民主义者的力量和优越感。他被进一步地边缘化了。对英国人来说，他永远也不能和他们成为朋友，他是永远的“他者”。这也体现了殖民主义的一个显著矛盾。一方面，它要教化“他者”，另一方面，它要使他们成为永远的“他者”。
三、阿齐兹的觉醒与身份的重构
阿齐兹最初是一个对政治没有任何兴趣的顺从的被殖民者。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他非常努力地讨好英国人，试图与他们成为朋友。然而，他善意的努力却为自己招来了马拉巴山洞之灾，他的梦想破灭了。马拉巴山洞事件给阿齐兹的心灵留下了永远的创伤，也标志着阿齐兹自我身份意识的觉醒。他终于意识到只要印度没有取得独立，他与英国人永远也不能成为朋友。他呼吁印度的所有人联合起来，建立一个超越了宗教冲突与分歧的新的印度国家。这个新的国家应该是多种族的，多样化。在火车站，警察没有逮捕证便拘留了阿齐兹。哈普先生说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不需要逮捕证。正如吉尔博特所言，印度人只是英国人的臣民，他们的生命与生活完全取决于英国人一时的心情。这时，英国人引以为荣的公正与正义被抛到了九霄云外。这正印证了特顿先生在决定举办桥会时的一句话：“所有的邀请可能都得来自上帝，也许人们主动地想要统一起来是徒劳的。他们的努力只会拉大他们之间的距离。” [2] (P58)马拉巴山洞事件加剧了种族冲突欧洲中心主义，使整个昌德拉普尔城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阿齐兹的审判使曾经一度仇恨彼此的印度人和穆斯林暂时忘掉了恩怨，结成了联盟，也标志着阿齐兹自我身份的觉醒。最终阿齐兹决定离开英国人统治下的昌德拉普尔城到印度人自治的州去工作。对印度人和印度教，他变得更加宽容。
在小说结尾的时候，阿齐兹变成了一个多疑的，激进，爱国，极端反英的印度人。阿齐兹的转变也象征着福斯特“唯有连接”思想的失败与徒劳。阿齐兹作为印度人的新身份是杂交的。他身份的杂交性使他既不是印度人也不是穆斯林，既是印度人也是穆斯林，又超越了印度人和穆斯林。Frances B. Singh [5]指出这种新的印度人，具有穆斯林的感性，又有印度人的政治观点，这是福斯特对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贡献。阿齐兹只有将自己的命运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紧密联系起来才可以塑造新的自我。(273)
结语
《印度之行》不是讨论印度问题的小说，它体现了福斯特对已经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的人生的探索。对阿齐兹来说，《印度之行》是新的自我诞生之旅。一个团结的印度将摆脱大英帝国的枷锁，摆脱欧洲知识和话语的霸权。阿齐兹试图在文化碰撞中寻找自己的个人身份，然而，个人独立主体性的建构在国家不平等的基础上是无法实现的。尽管作为一位具有自由人文主义思想的福斯特十分渴望不同种族，国家，文化的人们能够相互沟通和交流，但只要有不平等和帝国主义思想的存在，这种愿望是难以实现的。
参考文献
[1]Gilbert, S. M.. E.M. Forster's A Passage to India and Howards End.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96.
[2]Forster,E. M.. Oliver Stallybrass. ed. A Passage to India. [M] London: PenguinBooks, 1979.
[3]Said,Edward W. Orientalism. [M] New York: Vintage, 1979.
[4]Bhabha, Homi K.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M] London: Routledge, 1994.
[5]Singh, B. Frances. “APassage to India, the National Movement, and Independence”. TwentiethCentury Literature. [Z] 31(1985): 26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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