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意识形态的影响
二战后期，两个强国都努力在权力“真空”地区推行自己的社会制度，使得填补“真空”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意识形态的对峙。苏联作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战争中国家力量大大削弱，因此在对外政策中有着很明显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大约从 1944年初开始，苏联红军举行大规模反攻，收复了战争初期丧失的国土并向境外推进。在向境外发展的过程中，他们帮助当地共产党建立政权，正如 1945年 4月斯大林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团所说 :“这次战争和过去不同了，不论谁占领了土地，也就在那里强加自己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是别的情况。”[4]因此战争后期及战后初期，苏联红军帮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斯大林一直强调 :“战争表明，苏维埃社会制度是从人民中间生长起来并受到人民极力拥护的真正的人民的制度，苏维埃制度是有充分生命力的和稳固的社会组织形式”，苏维埃制度比任何别的制度“更有生命力、更稳固、更优越”。随着二战的结束，美国与苏联意识形态的冲突也日益显露出来。罗斯福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突出反映在对东欧的政策上，表面上他主张在东欧实行民族自决，让当地人民选择自己的政府，实际上这种政策的目的是使该地区“非共产主义化”，削弱社会主义的影响。在罗斯福去逝后杜鲁门接任了总统，美对外政策中意识形态表现的更加明显，反苏、反共和推进美国社会制度的思想不仅溢于言表，并在具体政策中表现出来。他认为“全世界应该采取美国的制度”。也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推动下，美国从战争后期起，一方面努力抢占地盘，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如在日本进行“民主改革”，建立类似美国的政治制度 ;一方面联合英、法、荷等资本主义国家，压制和消灭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及其它左翼力量，以各种方式支持当地保守势力，比如在中国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消灭共产党，在西欧推行马歇尔计划，稳定当地政局，避免西欧共产党夺取政权。
意识形态造成了美苏之间的根深蒂固的互不信任感，十月革命后，美国不承认苏俄，并参加武装干涉。此后，美国奉行“鸵鸟主义”，直到1933年面对德意威胁时，美国才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但双方在许多问题上，仍然缺乏合作。美国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其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放之四海皆准，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是一种罪恶，对苏联有着天生的优越感和不信任感。双方的这种互不信任在战时也没有因为结成反法西斯同盟而消失，英美未能在苏联最需要的时候兑现援助，也没有按时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这更引起了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怀疑和失望。
斯大林在1946年2月9日莫斯科选区的选民大会上发表的重要演说。对资本主义采取严厉的批判态度，明确指出现代资本主义是新的世界大战的根源，表示要搞三个甚至是更多的五年计划促进国家的工业化，使苏联足以应付各种意外事件。这次演讲在西方产生了强烈反响。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 Douglas）称其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言书；《时代》杂志则认为，斯大林的演讲是“对日作战胜利以来一个高级政治家所发出过的最好战的声明”。在当时的情况下，二战刚刚结束，这个演讲既不合时宜也不明智，对日后凯南八千字电报和丘吉尔铁幕演说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战后的凯南八千字电文也是双方互不信任的反映。从新近解密的苏联驻美国大使诺维科夫的长电文看，它与凯南的“八千字电报”有点类似。电报指出，杜鲁门继任总统，贝尔纳斯出任国务卿以及商务部长华莱士辞职等一系列事件，标志着民主党内“最反动的集团”逐步控制了美国对外政策。诺维科夫声称，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特征就是争夺世界霸权，苏联是美国通往世界霸权道路上的“最主要障碍”，美国正积极扩充军备，准备针对苏联的战争。
由于两国的意识形态不同，使得美苏对对方的认识都有偏离事实的地方，夸大了对方对自己的威胁，这就加剧了两国间的紧张关系，加速了冷战的形成。亚历山大·温特 (Alexander Wendt)认为，“国际结构不是物质现象，而是观念现象。……国际生活的特征取决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相互存有的信念和期望，这些信念和期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结构而不是物质结构造就的。……”[5]正是那种认为双方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的观念而可能导致冲突自我实现的后果，导致了冷战的发生。
三、结语
“冷战”是世界历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它的产生，是由于各种合力相互作用的结果。论文发表。美苏意识形态的对立为“冷战”提供了可能，美苏两个阵营的确立为冷战提供了物质基础，双方之间的紧张程度呈螺旋状上升之势，斯大林在莫斯科选区的演讲、邱吉尔铁幕演说、诺维科夫电报、凯南八千字电报直到标志冷战爆发的杜鲁门主义出台是一个相互演进的过程。双方对冷战的爆发都应该负有责任。
注释：
[1] [美]迪安·艾奇逊著,熊友榛译. 实力与外交[Ｍ].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p5
[2] F.S Northedge, British foreign policy—Ｔhe Process of Readjustment1945-1961,ｐ57.
[3] Deborah Larson, Origin of Containment: A PsychologicalExplan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ｐ.303.
[4][南斯拉夫]密洛凡·德热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Ｍ].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81.
[5][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Ｍ].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p23-24
参考文献：
1、 张小明 《冷战及其遗产》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年
2、 方连庆、王炳元、刘金质 《战后国际关系史（1945-1995）（上）》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年
3、 小约瑟夫．奈，张小明译 《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2年
4、 牛军 《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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