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导读:：金融发展程度就成为了影响吸收能力的一个关键因素。作为国际技术溢出主要渠道之一的FDI。技术创新是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发展中重要的决定因素。在模型（1）的基础上可以构建的单门槛模型（2）：。
论文关键词：金融发展，FDI，技术创新，门槛模型
一、引言
众所周知，技术创新是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发展中重要的决定因素，也是一个国家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和源泉。因此，发展中国家都期望通过国际技术溢出获得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加强和改善自己的技术创新能力，进而加速经济的发展。作为国际技术溢出主要渠道之一的FDI，其技术溢出并非自发产生，而是取决于FDI流入地区吸收能力的高低。FDI流入地区的企业为提升其吸收能力需要进行大量的外部融资，这就要当地金融部门大力支持，因此，金融发展程度就成为了影响吸收能力的一个关键因素。然而，随着2008年9月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一方面，经济不确定性的增加将严重打击投资者的信心，势必将影响FDI对我国的投资；同时世界流动性的不足也将影响我国的信贷市场金融论文，导致融资的困难。在这样的形势下，极有必要从金融发展视角考察FDI技术溢出，以明晰金融发展对FDI 技术溢出的影响，从而更好的分析对于技术创新的影响。这对于我国调整金融政策以提升对FDI溢出效应的有效利用，抵御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的不利影响，保持我国技术创新水平更大的提高，经济较快平稳发展都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
从国外学者的研究文献看，大多数研究认为，流入发达国家的FDI对东道国企业普遍存在技术外溢效应。然而对发展中国家的FDI外溢效应假设检验却难以得到一致性的结论中国论文网。那么，造成这种差异的深层的原因是什么呢？一些学者从吸收能力角度解释FDI技术溢出的差异性，并发现了“门槛效应的存在”。Balasubrananyam（1998）认为，只有在东道国具备充足的人力资源、完善的基础设施和稳定的经济环境的前提下，FDI才可以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强有力的工具。Borenztein（1998）形象地把这一现象称之为“门槛效应”，即只有当某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超越了一定的“门槛”水平，才可能对FDI的技术外溢效应进行充分的利用。其实，从更广义的角度来说，这个“门槛”不仅仅局限于人力资本，正如引言部分所描述的那样，本文将重点探讨金融发展程度与FDI技术溢出之间的“门槛效应”。Jeannine N，Bailliu（2000）是较早在资本流动与经济增长问题中纳入金融因素进行研究的学者，强调东道国金融机构对于提高资本的融资与配置效率的作用。Laura Alfaro等人（2003）则以FDI为对象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考察，更强调了金融市场影响下的人力资本效应在FDI与经济增长关系中的作用，因此成为了金融发展、FDI与经济增长问题研究领域较有影响的学者。Hermes，Lensink（2003）则直接把金融因素纳入到了一个内生增长模型中，他们认为FDI与金融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是互补的，而且金融部门对经济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影响技术水平而得以实现的。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FDI技术溢出实证研究结论在不同地区也不一致，如潘文卿（2002）基于人力资本视角的研究表明我国FDI技术溢出在中部地区得到了有效的发挥，而西部地区FDI的技术溢出则为负。而关于金融市场发展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的研究主要有，王永齐（2006）从人力资本流动渠道分析溢出效应受到金融市场融资效率的影响金融论文，认为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将降低融资成本，促进人力资本学习水平，进而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阳小晓，赖明勇（2006）通过考察本国代表性居民的微观决策，认为只有当本国居民能够便捷地从一个高效的金融市场获取投资建厂的固定投入时，本国才能充分吸收、利用外资企业的技术外溢来提高国内部门的产出。但在以上的研究中，研究者大多分析FDI对东道国整体技术进步的影响，只有较少文献分析了FDI对东道国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而且在这些文献中又有三种不同的结论，一是陈涛涛（2003）认为FDI对我国研发活动和技术创新有促进作用；二是冷民（2005）、马野青和林宝玉（2007）认为FDI不利于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三是刘云、夏民和武晓明（2003）、蒋殿春和夏良科（2005）、冼国明和严兵（2005）、冼国明和薄文广（2006）认为FDI对中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是复杂的，FDI是促进还是抑制国内企业的自主创新和地区、行业、企业类型等因素有关。而本文的观点和李梅等（2009）类似，认为FDI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和各地区金融发展程度应该是呈正相关的，且 FDI技术创新溢出效应的金融发展程度应该存在一个门槛值。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在研究FDI的技术溢出效应的文献中，只有少数文献分析了FDI与自主创新的关系，其中基于金融发展视角来研究FDI与我国自主创新的文献少之又少。李梅（2009）计算了我国引发FDI正向技术创新溢出效应的金融发展程度的门槛值为1.3097，从而得出至2006年我国仅北京、天津、上海和浙江四个地区跨越了该门槛，余利丰（2009）运用1997-200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认为FDI具有明显的资本积累效应，金融市场决定FDI的技术效应具有明显的阶段特征，在不同的时间段所引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另外，他们的研究都采用交叉项模型法来对FDI的技术溢出“门槛效应”进行实证检验，但是该方法的局限在于：难以客观设定吸收能力替代指标与FDI交叉项的形式，因此无法检验所估计门槛值的正确性，也无法对内生“门槛效应”进行显著性验证。近年来，以“门槛回归”技术为代表的非线性计量经济理论能很好的弥补该方法的不足，不仅能估计出门槛值，而且能对门槛值的正确性及内生的“门槛效应”进行显著性验证。鉴于以上原因，本文将利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分别在单门槛、双门槛及三门槛的假设下构建门槛回归模型金融论文，从金融发展视角实证分析我国FDI与自主创新的“门槛效应”。后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三部分是模型的设定、估计方法与数据说明，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分析，最后是结论及政策建议。
三、 模型设定、估计方法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由于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经济基础和政策倾斜等原因，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在经济结构、人力资本状况、金融发展水平都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只有越过了经济发展“门槛”的省区，凭借雄厚的经济技术基础和消化吸收能力才能够承受跨国公司所带来的市场冲击负面效应，并且能够较好的消化和利用外溢效应提高自己的技术创新能力，这些地区的FDI流入会对当地企业的自主创新产生积极的作用中国论文网。因此，有必要控制不同地区的经济结构状况、人力资本水平，金融发展水平，进而检验FDI对我国自主创新的影响，本文构造如下模型：
 （1）
其中 为被解释变量，用来表征各个地区技术创新水平，本文用各年各个地区的专利申请量表示。 表示科技活动人员数； 表示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总额； 为外商投资水平，用来衡量 在某地区的进入程度， 表示金融发展的程度， 表示人力资本水平。 为产业结构水平， 为个体效应，表示不随时间变化但影响地区自主创新的资源禀赋差异； 为随机扰动项，假设其服从均值为零且方差有限的正态分布。
模型（1）为不考虑金融发展“门槛效应”的技术溢出模型，本文利用Hansen的非动态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进行检验。其思想是将门槛值作为一个未知变量纳入实证模型中，构建FDI技术溢出系数的分段函数，并对门槛值及“门槛效应”进行一系列估计和检验。根据这一思想，首先假设存在“单门槛效应”，在模型（1）的基础上可以构建的单门槛模型（2）：
 (2)
其中，金融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 为待估算的门槛值， 为一指标函数。以上参数估计及假设检验是针对存在单门槛的情况，从计量角度来看，可能会存在多个门槛。以下就双门槛模型的参数估计进行简单说明金融论文，多门槛模型可以据此进行扩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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