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体来说，金融抑制分别通过门槛约束、交易成本过高和利率管制这样三个渠道影响了城乡收入差距。
（一）金融抑制下的门槛约束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传导渠道分析
Greenwood和Jovanovic指出：使用金融中介服务时需要支付成本，穷人因为初始积累较少，无法达到享受金融服务的门槛，从而无法投资于高收益的项目；而富人则可以通过获得金融服务实现高收益回报，城乡收入差距因而拉大。在甘肃省，金融发展的门槛约束突出地表现在城市居民和农户之间、大型企业和涉农小企业之间。金融机构在提供贷款时不仅对抵押物有特殊规定，而且针对不同贷款主体还设定了不同的贷款利率。由于农户的抵押物有限，收入来源单一而不足，涉农小企业在银行系统中的信用评级也较低，所以他们很难从金融机构取得贷款。而城镇居民和大型企业则很容易因为收入来源的广泛而跨过享受金融服务的门槛，获得高投资回报，城乡收入差距由此拉大。
（二）金融抑制下的交易成本过高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传导渠道分析
在信息不对称、信贷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银行甄别贷款人的信用水平需要花费一定的成本。农户和涉农小企业由于贷款规模小、经营分散，无法使银行实现自身的规模效益。据调查，中小企业贷款的频率是大企业的5倍，而户均贷款数量仅仅是大企业的0.5%，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信息成本和管理成本是大企业的5～8倍。在金融抑制下，这种交易成本得不到弥补，因而，即使涉农小企业跨过了金融门槛，银行也不愿将资金贷放给他们。随着商业银行在农村地区的大规模退出，农村金融结构更加单一。在甘肃省，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已经成为个体农户金融活动的主要中介，金融机构空间分布不均衡、金融市场容量小，无疑扩大了城乡间的收入差距。
（三）金融抑制下的利率管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传导渠道分析
在金融抑制下，我国主要以计划利率为主，利率市场化的步伐较慢，利率的浮动权也比较有限。导致不同风险水平的金融资产却具有相同的利率，不符合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特征。直接的后果是，金融机构不愿以较低的利率向具有较大风险的农户贷款，这样，金融机构自然而然会通过严格的申请程序限制农户的贷款请求，而农村金融市场又缺乏有效的投资渠道，富足的农户只能将资金存放到金融机构，在金融机构的运作之下，这些资金绝大部分都流出了农村，贷给了城市金融部门。从甘肃省邮政储蓄的历年情况来看，1998-2002年间存款余额的平均增长率达到了23.7%（见表4）。只存不贷使得邮政储蓄已经成为落后地区资金的“抽水机”，农村资金未能作用于农村地区，民间金融机构尚处于不被认可的阶段，金融抑制下的利率管制进一步拉大了城乡间的收入差距。
表4甘肃省邮政储蓄历年情况（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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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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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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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当年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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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率（和上年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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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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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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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
|
3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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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
454511
|
6.08
|
21.71
|
|
2000
|
561630
|
6.86
|
23.57
|
|
2001
|
741187
|
8.05
|
31.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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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
875810
|
8.43
|
18.16
|
资料来源：2003年《甘肃金融年鉴》
六、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上面的分析，在金融抑制下，甘肃省形成了特殊的“二元”金融结构，它内生于工业和城市的发展战略，对农村经济而言却是外生的。金融的发展不仅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反而起到了加剧作用。因此解除金融抑制、扶持农村金融发展是缩小甘肃省城乡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从破解金融抑制入手，通过活跃农村的商品市场、资本市场以及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等措施来缓解农村有效抵押物不足的问题，创新抵押方式，尤其要重视培育农村的土地流转市场，使农户贷款有物可押。
（二）加大农村信贷支持力度，特别要重视小额贷款的作用。充分利用已有的金融组织（如信用合作社），降低交易成本，将吸纳的农村储蓄及时有效地转化为农村贷款，通过扩大小额信贷的范围和内涵满足涉农小企业和农户的贷款需求。
（三）建立完善、健全、合理和真正为经济服务的金融机构，实现金融经济的良性循环。尤其是要改革现有的邮政储蓄结构，赋予邮政储蓄更多金融职能，改变它只存不贷的现状，防止农村资金外流。
（四）减少低收入者的贷款约束，认识到非正规金融的重要作用，创新融资方式，引导非正规金融正规化，切实有效地为低收入阶层解决融资难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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