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非投资的发展效应与推进路径研究_直接投资-论文网

衡量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一个工具是直接投资的乘数效应，也就是每一美元直接投资能为宗主国带来的额外收入。一般说来，在轻工业的直接投资较采掘业的直接投资具有更大的乘数效应；因此，资源寻求型的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小于市场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的直接投资。

我国在非洲的投资和世界其他地区对非洲的投资一样，寻求的是资源和当地市场，或是将非洲作为出口欧洲的平台。直接投资在流向采掘业的同时，也流向轻工业部门。毫无疑问，直接投资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我国大量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开发项目上的投资，弥补了非洲国家在这些领域上资金的不足，增强了这些国家的生产能力。但就像衡量贸易对一国经济的影响一样，衡量投资对宗主国影响的因素比较复杂，不可能有统一而具体的答案，而是依赖于投资主体本身的性质，所投资产业的性质，也依赖于东道国的经济环境和经济发展阶段。根据产业和国家的不同特质、行业竞争的程度和性质，这种影响和改变的积累可能产生正面或负面的长期效应。

我国投资也能让非洲公司提高参与国际生产网络其中的程度，有效把握取得技术进步和现代技能。大多数非洲国家的经济尚处于罗斯托的起飞前阶段，它们所拥有的优势无非是自然资源，而我国的直接投资集中在劳动密集产业和初级产品部门。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在非洲投资建厂，可能使非洲摆脱过度依赖少数几种初级商品的局面，提高出口的多样化，转向增加生产劳动力密集型轻工制成品及服务，非洲还可藉此利用自然资源禀赋的长处，发展后向及前向关联产业，从加工中获取更多的价值，并适时参与现代的全球生产共享网络。

然而，如果非洲本地市场或供给能力不足够导致初级生产活动的进步，无法相应地能够改进本地基础设施、供应能力、宏观经济政策的设计和实施，直接投资也不能激励本地企业升级自己的能力，可能导致双重经济和严重依赖直接投资的恶性循环。那么，我国的投资是否帮助了非洲本地市场供给和生产能力的进步呢？这与我国投资的性质是息息相关的，其中包括投资主体所拥有的所有权优势和我国企业的内部化程度。

所有权优势也就是独有的产品、技术或组织管理上的优势。与非洲本地的竞争者相比，我国企业拥有的所有权优势越多，或是越多样化、越分布广泛，则对非洲国家产生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就越明显。而企业内部化的程度则会影响到我国企业与当地企业、消费者和竞争者之间的联系（Linkage）。影响这种关联程度的投资主体行为特征主要包括：是并购还是绿地投资？中间产品和设备是购买还是进口，是自己生产还是由当地厂商生产？是雇佣当地工人还是从我国国内带来工人？是否会对当地工人进行培训？

我国流入非洲的直接投资多数为绿地投资。与此同时，相比西方国家、南非和印度的企业，我国在非洲的企业，普遍进入非洲时间较短，经营规模一般要大于相同领域内的非洲同行企业，与此同时有着非常高的垂直一体化程度。这不仅仅是由于我国企业厌恶风险的程度较高，对当地的质量和技术难以放心，也因为在非洲市场上的我国企业不能像印资企业那样轻易融入当地的经济文化中去，缺乏类似在非洲的印度企业与当地社会的联系，因此难以控制市场中的交易成本，只能通过内部化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国企业更愿意生产或进口投入品，而不是在当地购买。世界银行所做的一份调查显示，在150家非洲投资设厂的我国企业中，设备中有75%来自我国内地，仅有8%在非洲当地购买。与此同时，为了全程控制生产链，投资设厂模式经常是“抱团”投资，在非洲当地“一条龙”的设厂，如把纺织厂、洗衣厂、包装材料厂等所有配套设施都建在一起，例如在埃及和博格瓦茨的工业园、在赞比亚和塞拉利昂的经济贸易合作区等。这样虽然可以吸引来更多的我国直接投资，但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与当地企业的后向关联不足。

涉及直接投资对当地就业和人力资源的影响的有两大问题，第一是雇佣当地员工的数量，第二是是否会对当地员工进行培训。第一个问题关系到当地的就业率和就业结构，第二个问题则关系到技术扩散。进入非洲进行工程承包的我国企业确实更倾向于从我国国内带来工人，进入非洲的我国工人数目的确有较大增长。这似乎给人以所有我国企业都从我国直接输入、不愿雇佣非洲当地劳动力的印象。正因为如此，2006年9月非洲联盟的一个会议的报告中提出要求，中非的合资企业必须雇用80%的非洲员工（Amosu，2007）。尽管没有详细的统计数据说明在非洲的我国企业具体雇佣了多少当地工人，但以下几个从调查中得来的事实可以从侧面反映问题。世界银行的一份调查显示，中资企业中当地员工在总体员工的构成中的比例的确低于在当地投资的欧美企业或印度企业。以赞比亚为例，目前西方公司和印度公司的当地人雇员与本国雇员的比例一般不超过100∶618,而我国公司的这项比例则大致在100∶1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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