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导读:：我国在非洲直接投资的趋势与特点。我国在非洲直接投资的发展效应。
论文关键词：非洲直接投资，发展效应，推进路径
一、我国在非洲直接投资的趋势与特点
改革开放前，我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几乎为零，少数合资企业也是为了服务于政治目的、执行特定的政府项目而兴办的。从 80 年代初开始，我国从小额承包工程项目入手，开始在非洲国家兴办合资、独资企业。在这一时期对非直接投资突出特点是，主要投资领域及其目标市场比较集中，长期靠政府推动；投资主体以国有企业为主；投资与贸易、援助相辅相成。进入新世纪之后, 我国对非投资和中非贸易一样产生了急剧的增长，投资对象国数量由少到多、投资规模由小到大、投资领域由窄到宽,投资主体也呈多元化。截至2007年底，我国在非洲的直接投资的存量为44.6亿美元，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3.8%。2009年我国在非洲的直接投资存量已经大幅增长到93.3亿美元。2008年，中国工商银行并购南非标准银行，令当年的直接投资流量陡然上升到54亿美元，次年我国在非洲直接投资14.39亿美元 , 非金融类投资增长了55.4%。这些投资主要流向南非、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赞比亚、尼日尔和刚果金等国家。
相比过去，我国在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在地理上的分布日趋分散。截至 2008年底 , 我国在非洲的投资项目已遍布 49个国家和地区。南非吸收的我国直接投资最多，接下来是尼日利亚和阿尔及利亚。然而，与非洲整体吸收直接投资的态势相同非洲直接投资，除了苏丹等少数产油国家外，该地区34个最不发达国家大多只吸引到很少量来自我国的直接投资，与吸收投资最多的国家相比相差悬殊。从金额上来看，1000万美元以上的大中型项目基本还是集中于能源和原材料部门，例如我国石油工程建设集团公司在苏丹的石油项目、我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在赞比亚建设的谦比西铜矿、我国钢铁工贸集团公司在南非投资的铬矿资源开发项目等。在总额上，得到我国最多的直接投资的国家和产业是尼日利亚、安哥拉和苏丹的石油部门，以及南非的铁矿和白金工业以及喀麦隆、刚果（金）和加蓬的木材行业。不过，相比过去，我国向非洲的直接投资的领域有所扩展，除了在非洲进行油气开发、矿产资源开发等传统投资产业，也涉及电信、贸易、生产加工、资源开发、交通运输、旅游、农业及农产品综合开发等多个领域。
总之，我国流向非洲的直接投资模式是与中非贸易模式十分相近的。大部分我国在非洲的直接投资是资源寻求型投资，长期靠政府推动，属于国家行为，服务于整体的经济发展战略，受我国国内资源紧缺压力的驱动毕业论文开题报告。我国政府积极推动我国企业通过直接投资获取铁矿石、铝、铜、石油、木材等资源，投资的主体多为中石油、中石化等等大型国有企业，其特点是周期长、资金多、规模巨大，因此在当地的社会和经济影响也最大。
与此同时，顺应“走出去”战略，为我国制造的产品在非洲寻找市场的市场寻求型投资也在快速增加，特别是在纺织、家电、建材、农业、食品加工等行业中。这类投资的目的多为控制成本、提高竞争力、控制目标市场和避开关税壁垒。
效率寻求型投资近年来也日益增加。此类投资的目的是利用非洲廉价的劳动力和当地的优惠政策节约成本；另外一方面，在我国和欧美国家的贸易争端日益增加、出口欧美日益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利用欧美对非洲国家的优惠贸易政策，将非洲作为跳板，生产出来的产品再向欧美地区出口。
随着目标的多元化，投资主体也随之多元化。根据我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在非洲投资的我国企业中,除了国有大中型企业占主体 ,其余大部分是中小型企业或民营企业。与过去投资非洲的企业大多以大型国有企业为主不同，如今已经有大量的民营企业进入非洲市场。例如，根据浙江中小企业局的统计，浙江省企业至2009年，已经在３４个非洲国家设立了１９６家企业或者办事机构非洲直接投资，2009年的１－９月的投资额达到６２４５万美元。
尽管投资目标和主体日趋丰富，我国对非洲投资的核心主题依旧紧扣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国际战略。我国政府对于我国企业在非洲的投资，从一开始就予以特别的支持和鼓励，并就在税收政策和进出口政策方面给予其优惠。有关部门还编制了非洲部分国家吸引我国投资的项目清单，确定潜在的投资项目， 积极推动有实力的我国企业到非洲投资，尤其支持企业到非洲从事资源性投资与开发，以充分发挥非洲国家的资源优势。
例如，2007年我国政府正式批准总额50亿美元的中非发展基金，其投资对象主要为到非洲开展经贸活动的我国企业、我国企业在非洲投资的企业和项目。中非基金重点支持四大行业和领域，其中包括农业、制造业；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如电力及其他能源设施、交通、电信和城市给排水等；资源领域合作，包括油气和固体矿产等资源合作；我国企业在非洲开办的工业园区等。
另外，我国在非洲投资的另一个特点是我国流入非洲的直接投资多数为绿地投资，并购和收购并不是我国企业在非洲进行或扩大直接投资的主要手段。
二、我国在非洲直接投资的发展效应
我国对非洲国家投资环境和政策的影响无疑是正面的。我国政府为了鼓励和支持我国企业到非洲投资兴业，也在各种双边谈判和经贸磋商中与非洲国家商签并落实《双边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这使得非洲国家政府营造良好的投资合作环境，保护双方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但是，我国企业在非洲的直接投资的发展效应则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且与东道国的发展阶段和能力积累水平有着紧密的关联。
衡量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一个工具是直接投资的乘数效应，也就是每一美元直接投资能为宗主国带来的额外收入。一般说来，在轻工业的直接投资较采掘业的直接投资具有更大的乘数效应；因此，资源寻求型的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小于市场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的直接投资。
我国在非洲的投资和世界其他地区对非洲的投资一样，寻求的是资源和当地市场，或是将非洲作为出口欧洲的平台。直接投资在流向采掘业的同时，也流向轻工业部门。毫无疑问，直接投资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我国大量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开发项目上的投资，弥补了非洲国家在这些领域上资金的不足，增强了这些国家的生产能力。但就像衡量贸易对一国经济的影响一样，衡量投资对宗主国影响的因素比较复杂，不可能有统一而具体的答案，而是依赖于投资主体本身的性质非洲直接投资，所投资产业的性质，也依赖于东道国的经济环境和经济发展阶段。根据产业和国家的不同特质、行业竞争的程度和性质，这种影响和改变的积累可能产生正面或负面的长期效应。
我国投资也能让非洲公司提高参与国际生产网络其中的程度，有效把握取得技术进步和现代技能。大多数非洲国家的经济尚处于罗斯托的起飞前阶段，它们所拥有的优势无非是自然资源，而我国的直接投资集中在劳动密集产业和初级产品部门。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在非洲投资建厂，可能使非洲摆脱过度依赖少数几种初级商品的局面，提高出口的多样化，转向增加生产劳动力密集型轻工制成品及服务，非洲还可藉此利用自然资源禀赋的长处，发展后向及前向关联产业，从加工中获取更多的价值，并适时参与现代的全球生产共享网络。
然而，如果非洲本地市场或供给能力不足够导致初级生产活动的进步，无法相应地能够改进本地基础设施、供应能力、宏观经济政策的设计和实施，直接投资也不能激励本地企业升级自己的能力，可能导致双重经济和严重依赖直接投资的恶性循环。那么，我国的投资是否帮助了非洲本地市场供给和生产能力的进步呢？这与我国投资的性质是息息相关的，其中包括投资主体所拥有的所有权优势和我国企业的内部化程度。
所有权优势也就是独有的产品、技术或组织管理上的优势。与非洲本地的竞争者相比，我国企业拥有的所有权优势越多，或是越多样化、越分布广泛，则对非洲国家产生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就越明显。而企业内部化的程度则会影响到我国企业与当地企业、消费者和竞争者之间的联系（Linkage）。影响这种关联程度的投资主体行为特征主要包括：是并购还是绿地投资？中间产品和设备是购买还是进口，是自己生产还是由当地厂商生产？是雇佣当地工人还是从我国国内带来工人？是否会对当地工人进行培训？
我国流入非洲的直接投资多数为绿地投资毕业论文开题报告。与此同时，相比西方国家、南非和印度的企业，我国在非洲的企业，普遍进入非洲时间较短[2]，经营规模一般要大于相同领域内的非洲同行企业，与此同时有着非常高的垂直一体化程度。这不仅仅是由于我国企业厌恶风险的程度较高，对当地的质量和技术难以放心，也因为在非洲市场上的我国企业不能像印资企业那样轻易融入当地的经济文化中去，缺乏类似在非洲的印度企业与当地社会的联系非洲直接投资，因此难以控制市场中的交易成本，只能通过内部化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国企业更愿意生产或进口投入品，而不是在当地购买。世界银行所做的一份调查[3]显示，在150家非洲投资设厂的我国企业中，设备中有75%来自我国内地，仅有8%在非洲当地购买[4]。与此同时，为了全程控制生产链，投资设厂模式经常是“抱团”投资，在非洲当地“一条龙”的设厂，如把纺织厂、洗衣厂、包装材料厂等所有配套设施都建在一起，例如在埃及和博格瓦茨的工业园、在赞比亚和塞拉利昂的经济贸易合作区等。这样虽然可以吸引来更多的我国直接投资，但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与当地企业的后向关联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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