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律制度本身的缺陷以及制度之外的条条框框，使得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提起抗诉难度增大，通过抗诉来对量刑进行有效的监督似乎离期待的目标渐行渐远。
二、量刑建议是检察机关公诉权延伸的实体选择
公诉权是法律规定具有公诉职能的国家机关为追诉犯罪而向国家审判机关提起诉讼的权力。[㈦]公诉权的最终目的是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从而遏制犯罪，恢复被破坏了的法律秩序。依照刑事法律关系的原理，犯罪行为一旦发生，行为实施者就必须承担由刑事法律关系所决定的义务，即接受国家对其判定有罪并处以刑罚的义务，而作为社会利益保护者的检察机关，就担负起指控犯罪的职责，将被告的犯罪事实引渡到国家刑罚权的拥有者即审判机关面前，并提出定罪量刑的请求，犯罪因国家刑罚权的判定而受到制裁，被侵害的法益也由此得到救济。[㈧]公诉权包括程序意义上的诉权也包括实体意义上的诉权。程序意义上的诉权主要有审查起诉权、决定起诉（不起诉）权、提起公诉权、支持公诉权、抗诉权。实体意义上的诉权主要是求刑权。求刑是公诉权的最终落脚和归宿，可以说求刑权是公诉权的一种实体性请求权。“在诉讼主义的刑事程序中，这个实体请求并不意味着单纯的提出诉愿，在合乎规范的情况下，具有一种法定的诉讼发动力和约束力，法院必须给予实体裁决并提供裁决的方案和理由。”正是因为公诉权有了求刑这项功能，才使得它作为一种法律权能具有了实体方面的效能。通常“刑”是指刑罚，即对犯罪的处罚，包括“定罪”的法律评价和“量刑”的法律处置，检察机关的求刑权也就包括定罪请求权和量刑建议权，即一是向审判机关提起公诉，请求法院对被指控的犯罪予以确认，这是在行使定罪请求权。二是请求法院在确认其指控的犯罪的基础上予以具体的刑罚制裁，这是量刑建议权。两者都是公诉权的具体权能，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延伸和目的。定罪请求权解决的是某一危害行为是否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问题，而量刑建议权是在解决犯罪构成问题之后，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有无及其大小的问题，只有行为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才能进一步谈行为者的刑事责任问题，进而决定刑罚的量定。从本质来说，“量刑建议是公诉讼权的一部分，是一种司法请求权，它虽不具有终极性，但在刑事审判中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是国家实现刑罚权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㈨]
虽然，我国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中均无检察机关量刑请求权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81条规定，起诉书的主要内容包括：……(四)起诉的根据和理由，包括被告人触犯的刑法条款、犯罪的性质、法定从轻减轻或者从重处罚的条件，共同犯罪各被告人应负的罪责等。这并不意味着量刑建议权没有存在的必要和法理依据。我国刑事诉讼吸收英美当事人主义的合理内涵，改为控辩式庭审方式，即控审分离，控、辩直接对抗，法官居中裁判。与旧的庭审方式相比，法官不再出示证据和主动进行庭外调查，不再承担原应由控方承担的举证责任。控、辩、审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控方提出被告人有罪并追究其刑事责任的诉讼请求，辩方对此予以反驳，提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从轻、减轻处罚的主张及理由，法官作为独立于控辩之外的第三方居中裁判，形成一个“三角诉讼结构”。在“三角诉讼结构”下，就要求作为控方的检察机关明确提出其诉讼请求包括量刑请求，以此作为辩方辩护和法官裁判的依据。
在众多试点的基层司法机关率先进行的量刑制度改革，积极推行量刑请求以及与此配套的量刑答辩制度，可以说，已经显示出公诉权已经超越固有的“定罪请求权”问题，而逐步延伸出“量刑建议权”的含义。量刑建议意味着检察机关在传统的起诉定罪内容以外提出了另外的独立诉讼请求——要求法院对被告人适用某种刑罚的建议。当然，有些检察机关在公诉意见中也会提出某种量刑意见，但这种量刑意见是不具体的，也很少提供具体的量刑情节和量刑理由。这种公诉意见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属于定罪的延伸。而量刑建议则属于一种独立的公诉主张，只要法院认真对待这种公诉主张，就要组织专门的听证程序来审查该主张的可成立性问题。由此，如果说检察机关的起诉引发的是法院就定罪问题组织的第一次审判程序的话，那么量刑建议则引发了法院对量刑问题的第二次审判程序。因此，检察机关逐步将量刑建议权引入到公诉权的内涵之中，而量刑建议作为公诉主张，又导致一种独立的审判程序的构建。量刑建议的最大意义是“完善了公诉权、扩展了辩护权、制约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可以促进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㈩]，并且促使检察机关将量刑公正问题纳入公诉的目标之中，根据量刑建议的采纳情况来决定抗诉权的行使，有助于推动公诉权的公正实现。
三、量刑程序是检察机关公诉权的运行保障
正义(亦指公正)是人们基于控制、约束自由价值和秩序价值之间冲突的烈度和范围而做出的一项理性的自律安排。正义是法律制度所要实现的最高理想和目标，也是人们用来评价和判断一种法律制度具有正当根据的价值目标。 2/5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