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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经济的增长所带来的结果
美国《商业周刊》的主编斯蒂芬·谢波德。于1997年11月提出了“新经济”概念，（注：Stephen B.Shepard，“The NewEconomy:What It Really Means?”《Business Week》）。1997年2月，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以官方语言确认了新经济和知识经济的概念。现在我们将新经济归纳为：新经济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以生命科学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环境技术和管理技术7大高科技产业为龙头的经济，其核心是观念的技术创新与商业运行模式创新的高度结合。新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技术增长方式，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所发挥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1.高新技术的运用带来劳动生产率的较大提高，弥补了劳动力成本的增加，抑制了通货膨胀，从而减弱了经济增长、通货膨胀间的关联度。
2.企业利润、信贷和投资成为新经济的重要支撑点，而高科技产品的特点决定了企业在信息充分的条件下，可迅速进行投资战略调整，增加应对市场供求的灵活度。
3.通胀率和物价水平被控制在较低范围，从而弱化了货币政策干预经济的效能，且政策时滞较前拉长。
4.新经济与传统经济的诸多因素有效结合，提高了传统产业及其产品的高科技含量，并使传统经济的生产、运作、管理模式出现新的变化，较有力地促进了传统产业的发展。
‘新经济’的迅速成长，极大地推进了美国工业制造部门、服务部门和流通部门的发展。1990年到1998年的8年时间里，美GDP增长了26.7%.其间，电子和电力装备产业产值增加了224%，机械工业增加了107%，商业服务、通讯、流通和交通产业产值的增幅亦均在42- 68%之间。2000年，美国GDP达到99657亿美元，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上升到31.54%。
除此之外，美国新经济，不仅使得产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转型”而且给经济学理论提出了许多需要研究的新问题。美国新经济使高增长率、低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三者之间的兼容度增大，传统经济理论中的菲利蒲斯曲线失灵；“新经济”具有边际效益递增的特点，传统经济理论中的边际效益递减规律不再成为起主导作用的规律（王一江，2004）。值得我们思考的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董事长兼主编莫蒂默·朱克曼发表《第二个美国世纪》，认为新型繁荣源于一系列制度结构优势，并非不可持续。下面的模型显示美国新经济带来的最终结果——农业下降到3%以下，第二产业持续的下降，而服务业增长到70%以上。
根据配第-克拉克法则：随着经济发展，即人均收入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移动，当人均收入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移动。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分布状况为：第一产业减少，第二、第三产业将增加，显然中国的三大国情是制约我们实现“弯道超车”的障碍（人口、自然资源和就业）。
3.中国历史上超乎寻常的GDP与失败教训的分析
据荷兰经史专家在《世界经济200年回顾》中统计，182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的28.7%，高于英国的5.2%和日本的3.1%。据美国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统计，1830年中国制造业产量占世界的29.8%，略低于整个欧洲的34.2%，但大大高于英国的9.5%和日本的2.8%。但由于清朝统治者自恃“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和“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陈旧观念，闭门于世界之外，加之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百年，中国遭受世界列强的侵略和掠夺，终于沦为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因此单纯的GDP总量和大国优势没有与制度和商业模式结合起来是无法建立真正的优势的。
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的改革开放30年报告显示，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已从1978年的1.8%提高到2007年的6%，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30年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近10倍，人均国民总收入由1978年的190美元上升至2,36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中国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进入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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