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拥有这种能力的存在物在道德上要优于那些没有这些能力的存在物（价值等级思维）；
A3人类在道德上优于植物和岩石；
A4对于任何X和Y，如果X在道德上优于Y，那么，X对Y的统治在道德上就是合理的（统治逻辑）；
A5因此，人类对植物和岩石的统治在道德上是合理的。
让我们再看另一组类似的推论：
B1妇女被认为是属于自然和物质领域的存在物，而男人被视为属于“人类”和心灵的存在物（价值二元论）；
B2属于自然和物质领域的存在物劣于（低于）属于人类和心灵领域的存在物；或反过来说，后者优于（高于）前者（价值等级思维）；
B3妇女劣于（低于）男人；或反过来说，男人优于（高于）女人；
B4对于任何X和Y，如果X在道德上优于Y，那么，X对Y的统治在道德上就是合理的（统治逻辑）；
B5因此，男人对女人的统治是合理的。③
从上面的推理可以看出，对两种统治逻辑的论证都是在相同的观念架构中进行的；也就是说，人类对自然的统治和男人对女人的统治都是建立在同一个观念架构之上的。因此，解放妇女和保护环境的事业在观念上是相互联系的，进一步说，生态思想与女性主义的必然结合的直接动力来自它们共同的战斗性―它们有着同一个攻击的目标。表面上，生态批评的锋芒指向人类中心主义，要把自然从人类的傲慢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消除文明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女性主义则批判男权中心主义，根本改变女性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消解男女两性的二元对立。实际上，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权中心主义有着相同的思维方式――逻各斯中心主义，即以某个终极的固定的所指为一切经验思想表达的基础，这一终极所指可以以存在、本质、结构、实体、上帝、理性等不同的面目出现，但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层面上控制着主客二分的局面并以暴力和权威作保障。以逻各斯为中心，西方文化建构起一个庞大的话语体系并想当然地视之为确定的普遍真理，一切与这个标准抵触的东西都被剥夺了合法性而受到驱逐。然而进入20世纪后，尼采终结上帝的宣告和海德格尔对主客二分的颠覆从根本上动摇了逻各斯的统治。于是以往的“普适真理”受到质疑，“普适结构”开始遭到解构，被压抑在西方文化边缘的各种力量纷纷开始活跃起来，朝着中心的方向运动。在以解构主义为旗帜的后现代话语的大背景下，生态主义和女性主义结盟，朝着逻各斯中心主义这一共同的抨击对象进发，汇成一股争取性别与物种平等的进步洪流。免费论文网。
第三，经验的和体验上的联系。生态女性主义者都很关注环境污染给妇女（儿童、有色人种、社会底层）所带来的影响。有些生态女性主义者指出，与其他人群相比，妇女、儿童、少数民族和穷人更容易遭受低辐射、杀虫剂、有毒物质和其他污染物的伤害。有些生态女性主义者提供的证据表明，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援助政策往往削弱了妇女为其家庭提供食物和自助的能力。免费论文网。因为这种援助政策一方面使受援国主要发展单一的经济作物，从而削弱了这些国家生产粮食的能力；另一方面，现代农业生产方法（包括使用基因控制种子、农药、化肥等）的引进虽然增加了单种作物的产量，但却致命地毁坏了当地的土壤。这样许多第三世界的妇女和环境的处境更加恶化。
许多生态女性主义者还认为，由于具有创造和养育生命的能力，女性历来比男性更接近自然，女性的心灵更适合于思考与自然的关系。
第四，就是符号上的（或象征的）联系。从文化象征的角度看，用自然化的语言来描写女性，并用女性化的语言来描写自然，这似乎是一个比较普遍的文化现象。这表明，妇女和自然在符号或象征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许多生态女性主义者探讨了出现在宗教、神学、艺术和文学中的对妇女和自然的双重贬低以及二者之间的象征联系。
有些生态女性主义者依据文学，特别是“自然写作”素材，解释了妇女与自然之间的语言符号联系的性质。这些学者宣称，关于自然和妇女的父权观念证明了“对地球和生存于其上的妇女的双重强暴和统治的合理性”④。她们力图以此为基础，建构一种生态女性主义的文学理论。在英语中，人们常常用代表女性的、具有性别歧视特征的词汇来描绘自然：自然被强暴、被征服、被控制等等。由此可见，那些把自然女性化和把女性自然化的语言，不仅描绘了和反映了，而且还支持着对妇女和自然的统治和贬低。因此我们可以说，妇女和自然的命运往往密不可分。
二、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和前景
美国生态批评家格劳特费尔蒂在她的著名论集《生态批评读本―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的导言中提出，生态女性批评可参照肖瓦尔特的女性批评三个发展阶段的研究模式来建构自己的批评。即第一阶段，考察自然与妇女在经典我文学中的再现，树立生态与女性意识，从对自然意象和女性意象的分析中揭露对自然与女性的定见；第二阶段，寻找妇女文学和自然写作传统，研究女作家生活的环境条件；第三阶段，考察文学话语内部的性别/物种的象征结构，解构男/女、文明/自然的二元对立，在女性主义和深层生态学的基础上建设生态女性主义理论。
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理论，生态女性主义的批评实践可以采用一种修正式重构，具体的方式之一是对生态与女性经典的再发现。在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一些作家的作品焕发出更加瑰丽的光彩，比如加拿大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浮现》就深刻地揭示了男性虐待、摧残妇女和自然之间的关联，被认为是生态女性主义的典型文本。另外一些作家的作品也得到重新审视，比如19世纪下半叶美国乡土文学的代表人物萨拉裘威特以细腻描写乡村风俗见长，然而通过生态女性批评的解读，被遮掩在她作品中的潜主题得到挖掘：裘威特以前瞻的眼光接触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人才开始重视的一些问题，如城乡价值观念的对立、工业文明对淳朴的农村生活方式的侵蚀等，尤其是她提出用“女性的明智”来抵消男性好勇斗狠与崇尚武力，为现代人提供了一种绿色的生活之路。对经典重估的另一种方式是揭露传统经典中的人类―男权中心主义并对之加以颠覆，比如著名的生态女性主义者的专著《自然之死》就批判了大量的经典文本（如培根的《新大西岛》中的反自然、反女性倾向）。
再如被称为“现代梭罗”的爱德华艾比，他的作品展示了美国独特沙漠美学，在美国引起强烈的反响。然而他也遭到带有女性主义意识的生态批评家的严格审查，杰拉德道勒就批判了艾比的名篇《顺流而下》，认为其中有排斥女性的倾向：在这一作品中，艾比把男性、自然、荒野划为一类，而女性、文明、社会则成为另一阵营。艾比不但没有化解文明与自然的矛盾，更把女性推向了与男性和自然敌对的位置。艾比的立场又让我们想到具有更狂热的男性崇拜的劳伦斯，他的作品《儿子与情人》是抨击工业文明的痼疾而崇尚自然的,可是他分别把自然与男性、文明与女性等同起来，造成特异的母子、夫妻对立，这种对立的实质来自作家男性中心主义和崇尚自然之间的无法调和性。当然，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以及他的其他作品又可以经生态女性批评的重新解读而被赋予新的价值。这种对经典，甚至是生态经典的重读和颠覆还有不少例子，都是很有意义的尝试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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