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毛泽东的平等观由于历史与其本人的知识结构和性格等原因存在比较明显的历史缺陷，并在实践中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惨痛教训和深刻影响，总结历史教训，为今天更好的发展和美好的未来谋划是有意义的事情。
论文关键词：毛泽东,平等观,缺陷与启示
1. 从美好的平等目标出发，却超越生产力水平而带有一定的空想性
恩格斯指出：“平等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关系，而这种历史关系本身又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为前提。” 这就是说，任何平等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没有绝对的、无条件的平等。马克思指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社会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文化的发展。” 社会主义的平等仍然受到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发展水平的限制和制约。这一阶段的平等依然只能是形式上的，“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式的权利”，“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 “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 这毫无疑问是一种事实上的不平等。从未来社会的高级阶段来看，自然是不完善和不合理的。“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它还不可避免地带有它所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人们还不可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式的权利的狭隘眼界，“要避免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阶段，全体人民才能获得自由而全面地发展，才是一个完全平等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毛泽东的平等观主要来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理解和阐释,但由于对文本和当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写作背景和运思方式了解不够，出现了一些教条化的理解和认识，其平等观念也缺少体系构建和一贯性。毛泽东的平等思想中最大的失误，就在于忽视了中国当时落后的生产力水平，过急过快地变革生产关系，盲目追求“大公纯”的所有制模式；忽视生产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社会的发展趋势必然是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单位之间的横向联系也必然越来越广泛的基本事实，试图抛弃反映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般规律，人为地淡化以至于消灭社会分工；强调人与人之间绝对的、无差别的平等，企图迅速消灭三大差别。试图把共产主义条件下才能做到的单一的全民所有制、消灭三大差别、消灭分工等事情拿到社会主义条件下来完成，这就不可避免地使毛泽东的平等思想带有一定的空想性。
首先，他过高估计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变革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急于彻底消灭私有制。消灭私有制是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一贯主张，也是社会主义平等的题中应有之义。毛泽东坚信这一主张，认为只有彻底消灭了私有制，才能迎来平等、和谐的社会。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毛泽东的失误就在于他过分看中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一大二公三纯”模式的形成，反映了他对彻底消灭私有制的急切心情。 “文革”时期，毛泽东对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支持，对“砍资本主义尾巴”的赞赏，对自留地等小生产会产生资本主义的担心，都表明了他的这种观点。这种做法违背了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不能超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但反作用要在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的前提下产生，并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毛泽东晚年平等思想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过急过快地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不仅没有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其次，毛泽东晚年平等思想中有关消灭社会分工和三大差别的思想，反映了毛泽东用未来设想套现实生活的急于求成的心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论述共产主义社会时，把“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作为未来社会的一个特征。认为这时“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的这个思想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五·七指示》中毛泽东设想建立的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小社会，反映了毛泽东力图使社会各行业之间的界限逐步消失，从而使社会分工消亡的努力和追求。从他消灭社会分工的方法就可以看出，这是一种人为的办法来消灭社会分工的努力，其结果必然是造成工人不像工人，农民不像农民，学生不像学生，军队的专业素质和战斗力下降的状况，必然导致生产力的极大破坏。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初级阶段，社会的发展趋势是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单位之间的横向联系也必然越来越广泛，即使在不同的行业内部，分工也会日益向深层次发展。因此，如果急于求成，急于向共产主义的目标迈进，人为地淡化以至于消灭社会分工，只会对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灾难，迟滞和延缓平等目标的实现。三大差别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其产生、发展和消亡都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是生产力相对发达却又不十分发达的产物。共产主义社会是三大差别消失的社会，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公认的。但是，消灭三大差别必须走历史必由之路，必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主客观条件具备了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如果不顾这些主客观条件，人为地去消灭三大差别，就必然滑向空想的歧路。
2. 从缩小贫富差距的愿望出发，却陷入平均主义的窠臼
平均主义指的是小生产者企图用小农经济的标准来认识和改造世界，并要求平均享有社会一切财富的一种思想，也是小资产阶级平等观在分配方面的表现。这种思想产生于小生产者本身的经济地位和狭隘眼界，并成为其习惯心理。在中国，由于封建自然经济社会的长期延续和小生产的特别广大，平均主义思想可以说源远流长，影响深远。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其实还是比较注意克服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思想的侵蚀。1929年，他在《古田会议决议》中，针对当时红军中反对分轻重伤发给伤兵费用，认为官长骑马是不平等制度，要求物品的分配绝对平均，甚至出现了一副担架两个伤员时，宁愿大家都抬不成，也不愿意先把一个人抬了去的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使用了“绝对平均主义”这一概念，并分析了它的来源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其实质是“农民小生产者的一种幻想”。 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针对土改中出现的绝对平均主义倾向，明确表示:“我们赞助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是为了便于发动广大农民群众迅速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度，并非提倡绝对平均主义。谁要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那就是错误的。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他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 应该客观地说，在较长时间内毛泽东是比较注意对平均主义进行批判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特别强调的是反对和批判“绝对平均主义”的倾向和思想，而不是笼统地批判和反对平均主义。他在1929年12月写成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就既批判“绝对平均主义”倾向，同时又主张“红军人员的物质分配，应该做到大体上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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